枣庄21中的学雷锋小组

山东省枣庄市第21中学90级2班有位拄着双拐的残疾学生高文明,生活料理诸多不便。在团干部魏培超、李民峰等同学的带动下,该班组织了一个帮助高文明料理生活的学雷锋小组。一年多来,小组成员每天都积极地帮助高文明整理被褥、打菜、买饭等,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他,使高文明深感集体的温暖,他激动地说:“谁说世上没雷锋,我的身边就生活着‘雷锋’”。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介绍 “二七”会议旧址

“二七”会议旧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东南25公里处的文陂乡漠陂村（2000年9月前属吉安县管辖），是由一幢一厅四室砖木结构民房改建的，坐西向东，分前后两栋，中间有2．2米宽的走廊小院，总面积116平方米。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因来不及赶到未参加），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六点经验

深圳荣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市委、市政府以此为新的起点,带领全市人民扎实开展新一轮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和2006年,深圳市文明指数分别增长11.65%和6.58%。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天津市优秀“三支一扶”大学生风采录/之二支教代表拿维琦：“我是个辛劳并快乐的猪倌”

大学毕业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学校办公室门口贴的“三支一扶”报名表时，顿觉支教支农很神圣。在这种荣誉感的驱使下，我报了名。我们一家五代都是兽医。耳濡目染下，我从小就对兽医感兴趣。后来由于我所学专业是动物医学，于是便被派到了宁河原种猪场工作。初到种猪场，周围的同事基本都是民工，每天我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一开始，我们的共同语言比...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政治

人工智能是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背景之一。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初心是希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关怀人类的整体命运。这样的态度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人本文化,而人本文化与西方主流的"超人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人工智能的特点是汇集众智,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在西方超人文化的主导下,人工智能的技术鸿沟将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比较优势,难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出现被"永久边缘化"的风险。相比而言,中国的独特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完善国内共同体的同时,关怀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超人文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裂痕,甚至将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类,还关注作为整体中个体的能动性。这种与超人思想截然不同的理念,将弥合"文明的冲突",创造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     

榧林内外的风景

对姜宝林这位画家,读者可能知之不多,这与他个人很少来上海活动有关。所以这次他来上海美术馆办展,而且是从北京、宁波、杭州等城市一路转辗而来,但民众的关注度还不那么高。其实,此次展览是很值得一看,它全面展示了姜宝林50年来艺术生涯的成果与个人风骨。展出的作品有112件,以姜宝林近年创作的"走进千年香榧林"为主线,同时展出...     

等位协商: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研究

英国工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位协商模式。在二十世纪末期之前,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协商关系主要表现为工党与工会的协商关系。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并经过整个三十年代的波动后,在1940年之后最终稳定下来。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从两者发展顺序、工党自身结构和外部政治结构等三点因素来解释。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工党逐渐从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转向与社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这一变化蕴含了某种不确定因素,即在新的环境下工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向政党优位协商转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