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禁止令司法适用探析

禁止令系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的一项制度,但该修正案中关于禁止令的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统一把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两部")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际联合发布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禁止令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但《规定》的内容仍显笼统,仍有较多问题未涉及到或虽有涉及但不够具体化,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一、宣告禁止令应当遵循的原则毋庸置疑,禁止令在当前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禁止令可以不加限制地随意而用。否则任何犯罪都可能因某种特定的活动而起,都可能发生于某一特定的区域或场所,都可能涉及到某些特定的人,因而,任何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都可以被宣告禁止令,如此泛化的禁止显然失之过宽,无限放大的话,有使禁止令异化为保安处分之虞。笔者认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司法认定解析

鉴于刑法的最后保障性特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食品"的概念应有别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的概念,前者的外延要比后者广;非食品原料包括但不限于广义的添加剂;该罪中的"掺"在"生产"和"销售"中有不同的含义,并且表现形态各异;该罪中的"有毒"与"有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将二者并举不妥,"有毒、有害"的毒害性来源不一,对于添加物是否有毒、有害应当采用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原则,行为人对于添加物是否有毒、有害的主观认识可以通过是否超量、超范围添加等方式来推定。     

刑法禁止令:超越中的困惑

通过《刑法修正案(八)》,禁止令在刑法典内谋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其貌似不起眼,然而其所反映出来的刑法意义却不容忽视。本文认为,禁止令的规定固然有其积极层面的现实意义,然而,从根本上看,禁止令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刑法论域,其赖以支撑的理论依据并不充足,现有的刑事法理论难以证成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拟从禁止令的性质辨析入手,就禁止令立法得失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一、超越之析禁止令因罪而起,但有别于刑罚,属刑罚之外刑法之内的范畴,让实然刑法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应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匡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匡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利弊之启示

可罚的违法性通过对违法行为的"质"与"量"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将部分轻微违法行为非罪化,从而彰显刑法谦抑思想。但该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难有定论,且"可罚"与否的判断基准难以把握。该理论的利弊分别启示我们:立法时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入刑须慎重,尤其是对于涉及民生的问题;在改造现行犯罪构成时应当将社会危害性的"量"作为独立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之中;在解释刑法时应当取实质解释之立场。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之界定

"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的外延不应当仅限于六类特殊群体,而应当从开放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拓宽其外延,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其内涵则应当着重从"职责"一词上来加以理解。这种"职责"的具体内容及其来源与不作为犯中"义务"的内涵及来源基本相仿。当然,对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主体范围,应当适度把握,考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际需要以及刑法的谦抑性,也不能过于宽泛,具体认定时有必要遵循若干基本准则。对于与此相关的疑难问题的认定,宜从实际出发,视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     

刑法“禁止令”：求解与质疑

刑法禁止令是一种配合刑罚起辅助预防作用的强制性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法功能的扩张性倾向。框定刑法禁止令的内容首先需要妥当解决国家、法院、被告人之间两两存在的三对矛盾，并遵循一系列原则。在框定其具体内容时既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又可以适当借鉴当前国外的若干做法，汲取其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立法上对于禁止令的究责规定有待商榷，主要表现在处罚依据不够合理、处罚功利且失衡等，可以通过社区矫正消解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