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专门法院

专门法院顺应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而出现,并受到区域治理政策目标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其内生性地存在司法“偏狭”的可能。因此,设立专门法院应当保持谦抑与克制。2018年《法院组织法》第15条第1款列举的专门法院类型,是几经立法变迁和现实调整后,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专业审判需要而确立的,基本符合专门法院的内涵与特征,不宜任意作扩大解释。建构我国的专门法院制度,应当坚持法院法定这一宪法原则,确保专门法院在宪法秩序内生长和运行,同时亦需明确专门法院管辖权的性质,使其与普通法院管辖权在立法上得以区隔,并通过设立综合性专门上诉法院,最终实现在专业审判领域的裁判标准统一以及专门法院组织的适度体系化。     

经济法之解释:背景、结构及价值

目次一、前言二、背景的考察:市场与国家互动中的法治三、结构的考察:公、私法的融合及其意义四、价值的考察:现代法之形式理性实质化五、结语:一点后现代的思考思考已经思考过的问题。直到怀疑还是确信无疑。——君特·格拉斯一、前言显然,长期以来努力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某种服务功能的法学理论,一     

“债转股”预期目标实现质疑

“债转股”是将银行债权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借款企业的投资和股权。其适用对象是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技术水平先进、管理基础好、领导班子强，仅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债转股”作为一项旨在化解金融风险和降低企业负债率及财务费用负担的经济举措，其初衷是为实现如下目标。１１．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贷款转化为投资，解除了债务及利息负担，改善了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为企业赢得了新的筹资能力与机会；同时银行得以以股东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扩大了企业经营的信息来源，提高了…     

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性研究

本文回顾了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产生的原因 ,评价了我国应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不同观点 ,指出不同观点争论的核心是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本文着重从取得时效适用的范围和取得时效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一排除了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民法上的适用空间 ,从而得出我国民法中不应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结论。     

执行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在民事强制执行领域,执行和解无疑是一项特殊的制度。究其实质,在于经当事人合意,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以和解协议的履行替代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而使法院免于依职权采取各种强制执行措施即可实现执行终结。由此,在强调法院职权主义的强制执行领域中,执行和解制度因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旨趣。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逻辑展开与路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署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是立足中国实际，按照司法规律，对我国司法体制机制进行的一次全面革新。其逻辑在于，通过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破解司法的“地方化”，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通过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祛除司法的“行政化”，确保司法权力行使回归其本质与规律。深化综合配套改革，主要围绕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框架，从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能等方面，对司法管理体制、司法责任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作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总结这一轮司法改革的路径与经验，需要把握好于法有据与先破后立、制度安排与理论逻辑、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改革意志与革新思维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