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新的宫殿——《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译余剩语

《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是美国法学院协会"大陆法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卷。此书除第一编、第九编外,其他七编均以国别为经,又以各国法律发展中的主要时期为纬,描述各国法律发展中的几大要素,即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不仅是一部介绍欧陆各国(不包括斯拉夫法系、拜占庭法系及匈牙利法系)法制史概况的书籍,还是一部法学史作品。意大利法、瑞士法、斯堪的那维亚法及西班牙法等内容研究角度别致,内容新颖。本书的用功最勤之处,不在于它的理论建构,而在于其正本清源,旨在说明什么是真的法律史。法学译著应该注意主要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等翻译原则。     

亲民政治与欧美宪政

亲民政治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政治实践,它是对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和执政理念的高度概括。亲民政治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率先垂范,而且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作为法律人,如何从法治框架下正确理解亲民政治?如何正确认识亲民政治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而言,亲民政治的法律内涵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它与古代的君主仁政有何区别?它和现代的民主宪政又有何内在关联?在以"民主政治"自居的欧美以及作为儒家文化圈成员的东南亚各国是否也存在亲民政治?近而观之,亲民政治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何深远影响?在立法和司法中,如何充分体现亲民政治的精神实质?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以"亲民政治"为特征的现实政治,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何勤华教授主持并率领他的几位法律史博士生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即亲民政治的法律诠释、亲民政治的历史考察、亲民政治的域外实践、亲民政治的法律建设等,对"亲民政治与法治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本次论坛的形式尚属初次尝试,不足之处,欢迎批评建议。     

登记在不动产交易中的问题研究

登记涉及的理论和实务很广泛,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须经登记。登记制度在不动产物权交易中,对交易的动与静的安全保护起着协调作用。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又是公私法的交错协力。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保护了动的交易安全,登记错误则旨在维护静的权利。登记错误也因此产生了时效的问题。     

辩诉交易：强制、公正与效率之惑——五十年来关于辩诉交易之当代后果的冲突研究

与英国近似,美国的司法大众形象大致是：法庭上,被告人在被陪审团证明有罪前,是被推定无罪的。然而,在美国,大多数犯罪却并非依此程序而是依照始于19世纪中期的“辩诉交易”所认定。自1990年始,辨诉交易在世界上得到了极大规模的运用。尽管它获得了广泛认可且现今已成为一个被普遍适用的制度,但其效用尚待观察。至今就目前来看,很难对此机制的接受、存废抑或改革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近代中英关系史上的小斯当东--《小斯当东回忆录》译后余语

小斯当东是近代中英关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商人、外交使节、议员等多重身份，使得他的经历富有故事性。他于1856年完成的《小斯当东回忆录》极具史料价值。从小斯当东的履历、小斯当东与中国、小斯当东与《大清律例》的翻译、小斯当东的英国议员经历等角度出发，可以展现《小斯当东回忆录》一书的主要内容，并勾勒出小斯当东在中英交往初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论行政令状的司法化与普通法的诞生——兼议中世纪时期英王治理国家方式的转变

在英国历史上,国王最初治理国家的手段主要靠行政治理.到12世纪时,特别是在亨利二世时期,国王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重大转变,行政治理手段向司法治理手段让位.亨利二世对行政令状进行了著名的司法化改革.行政令状的司法化促进了英国普通法的诞生.     

王韬的西学与中学翻译身份、认知与实践

王韬的成长与翻译紧密相关.自王韬在上海松江墨海书馆工作至逃居香港二十余年间,他与麦都思、艾约瑟、伟烈力亚、理雅各及张宗良等合作翻译了宗教学、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多种著作.这一期间显示出王韬对翻译认知的转变,而相对稳定的是他"笔受者"和"笔著者"的身份.除在佐译《圣经》中发挥了较大的主体性外,王韬在《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大多遵循"西人口译、中人笔受"的翻译模式,这一模式其实也是当时各大译书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式.傅兰雅、马建忠、梁启超等认识到,这种合译模式使得译本无法准确还原本来面目,有损西学的传播."口译+笔受/著"模式对科技翻译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社科翻译中效果并不理想,但对如今诸如法律翻译等仍有借鉴意义.无论如何,作为"笔受者"和"笔著者"的王韬在中西交流中获得了领先于时代的理解,从而成长为跨越时代的大人物.     

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