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关于保护儿童、禁止弃婴溺婴的法令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参加《中国革命法制史》编写组同志的建议,本刊决定开辟“中国革命法制史研究”专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人民民主法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研究这些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为此,我们恳切希望有关的教学、研究工作者,以及曾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同志,积极为我们提供史料,撰写回忆录和科研论文。帮助我们办好这块新园地。     

首都法学界座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本刊编辑部于十一月十三日邀请首都法学界一部分人士聚会,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本刊主编于浩成主持。发言的有李光灿、刘云峰、柳石、周道鸾、谢飞、李步云、曹海波。书面发言的有高铭暄、陈守一、谢邦宇、王岷灿、张希坡、肖永清、关怀、时伟超、董成美。现将大家的发言摘要刊载如下:     

毛泽东同志与乡苏维埃组织法的制定和宣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明确地规定建立乡(市)红色政权的基层组织。1933年底至1934年初,毛泽东同志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基层政权,集中精力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 第一,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长冈、才溪两乡政权建设的典型经验,在全苏区加以推广。毛泽东同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于1933年11月18日亲自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了深入调查。接着又在同月 26日到达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同样的调查。回到瑞金后,写下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1934年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临     

建国初期一件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由功臣堕落为罪犯的刘青山、张子善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听忠告,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典型代表。刘青山,男,三十五岁,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一九三一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男,三十七岁,河北深县人,学生出身,     

省港罢工委员会与革命法制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反帝运动,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二十五万人的反帝大罢工。罢工之后,十几万工人自香港撤回广州。同时广州沙面英租界内的工人也举行罢工。这就是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巩固     

革命根据地有关惩治贪污浪费的刑事法规

贪污腐化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根深蒂固的恶习,贪官污吏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从一开始就向反动派的贪官污吏展开了猛烈的斗争。与此同时,也同革命队伍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贪官污吏、军阀豪绅,已经被统统打倒。至于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却远没有结束,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回顾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刑事立法在同贪污腐化分子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革命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地方政权，是以乡、镇作为基层政权。在乡、镇政府的领导下，分别设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     

革命根据地的森林法规概述

我国以农立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保护林木的记载,以后史不绝书,成为我国人民优良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广大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的同时,就把植树造林、保护林木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了许多有关保护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

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开辟了中华法系的新纪元。人民民主法制与历史上剥削阶级类型的法律制度不同,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巩固革命根据地、维护人民基本权益、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它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根据。     

中国最早的工会法考辨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1937年,谢振民编写的《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出版,第1307页)认为:1924年11月(应是10月——引者注)广州军政府《工会条例》之颁布,“此为我国劳工法规之始”。这就是说,他认为1924年孙中山颁布的《工会条例》,是我国最早的工会法。这一论断,已被法学界和工运史学界沿用了六七十年。 据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登载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公布《工会条例》的全文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