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矛盾纠纷调处综合机制的几点思考

正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为应对社会矛盾多发多样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加快创新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综合机制。     

死缓定位之转变及实现——从“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到“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

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死缓制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被视作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创举。但着眼于进一步推进死刑限制适用,死缓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具体设置都还有改良的空间,应当将死缓定位为"死刑适用的主要方式"而非"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在此定位下,死缓将成为死刑执行的常态,而死刑立即执行则是特殊情形下的例外。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的"地位调换"来促成死缓定位的转变。     

关于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思考

近几年来．为适应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在提高兼职人民调解员能力素质的基础上．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以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高了调解人员化解新时期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在考察有关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试对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关于提高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途径和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2002     

调解文化建设初探

人民调解文化（以下简称“调解文化”）源远流长,从“和为贵”、“以德服人”到“以人为本”、“调解优先,以调促和”,从我国古代民间“排难解纷”、“止讼息争”的优良传统到马锡五审判方式,到陈燕萍工作法;从宗族调解到民间调解,从民间调解到人民调解到“大调解”,数千年传承、融合,形成了深厚的调解文化底蕴。     

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当前．如何应对多发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职能作用，彰显群众自治、政府服务和调解为民的社会管理新理念．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是一个重大课题．     

关于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需要，在巩固、提高兼职人民调解员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江苏、北京、上海等地以探索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为目标，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提高了调解人员化解新时期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在考察有关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笔者试对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江苏法律援助在行动

1998年6月30日,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如愿以偿,走进了上海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她说:中国改革最令人兴奋的是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     

关于提高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思考和建议

人民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活动的结果,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纠纷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意思表示。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矛盾纠纷,更好地贯彻“调解优先、以调促和”原则,发挥人民调解的政治优势,必须深入研讨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提高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教义检视与宏观推演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适用上的现实困境,表明其并未达到预期的刑法目的与规制效果。为充分激活其刑法的功效与价值,一方面,应当对其进行审慎的教义检视,以消解其在法益理解、规范推导与主体判定上的诸多迷惑;另一方面,还应对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适用做更为宏观的演绎推导,从而协调对经济犯罪的一体化保护,这就需要在整个经济犯罪法益保护的框架下为其适用做出合理架构与区隔,并在宏观的规范适用立场上妥善地解决规制范围的扩张与资格刑的实践方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