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一个晚出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国外学者有的认为它是“人们对法律、法律机构、判决的制作者的各种观念、态度和期望”,以便与法律的“现实内容”相区分。([美]温伯格:《论法律文化和美国人对法律的依赖性》,载《法学译丛》1987年第1期)有的将它视为“凝结”在“法律制度”中的“法律传统”和“文化观念。”([美]亨利、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英文版)这些都是从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和作用的角度立论的。国内学者论述不多,武树臣、李贵连同志曾指出“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见《自修大学》1987年     

论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原则

本文作者以详实史料,全面地论述了陕甘宁边区在法制建设中贯彻人民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原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西晋法律家——杜预

杜预(公元二百二十二年——二百八十四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他生逢魏晋之交,出身于世家望族。其祖父杜畿为魏尚书仆射,其父杜恕任幽州刺史。“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贵胄世代相承,其子弟都可获得较高的品第和官位,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丘濬法律思想述评

在我国古代,由于作为经济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分散和落后,以及上层建筑领域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重德轻刑传统思想的影响,法学与法律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可以称作法学家或法律思想家的人为数不多。比较起来,明代中期的丘浚是一个在法律思想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丘浚,字仲深,广东琼山人。生于永乐十八年(一四二○年),卒于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他出身贫寒,聪敏好学,对经传史集、国政典故都很熟悉。景泰五年(一     

嬴政

陕西地区,尤其关中平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古代曾有十一个王朝在此建都。几千年来,陕西人材辈出,群星灿烂,其中包括很多在古代法制和法律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影响深远的人物。本刊特辟“陕西法史人物志”专栏,对于籍贯在陕西、或者主要业绩在陕西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法制实践、法律思想作一些扼要的评介。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试论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

在我国历史上，秦汉之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而统一全国的秦王朝，仅存在十三年便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所推翻，接踵而来的是长达二百余年的西汉王朝。汉初统治集团承袭和发展了秦王朝确立的基本制度，又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统治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变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曾出现所谓“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简介

<正> 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比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     

《中国刑法史研究》

<正> 早就听说日本法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硕果累累,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学者。然而,由于中文译本不多,所读者较少,总有点耳听为虚的感觉。前不久,细读了由段秋关翻译、日本著名学者西田太一郎所著的《中国刑法史研究》后,方感到眼见为实,茅塞顿开。     

唐律研究新的里程碑——法史学家评钱大群教授《唐律疏义新注》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大群先生毕生精研唐律,成果卓著,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推出了巨制《唐律疏义新注》。该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甫经问世,学界即好评不断。本期特蒐集法史学界诸多名家对该书的评论,以利读者对《唐律疏义》的理解。     

评《中国古代经济立法史纲》

<正> 近年来,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硕果累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专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陆续出版了几部刑法史、民法史和行政法史。最近,陈汉生先生的专著《中国古代经济法制史纲》(下称《史纲》)的问世,又填补了法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方面的空白。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民法、经济法很不发达,历史所颁行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而民法、经济法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