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是法制保障

从外国的宪法实践以及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人民要真正依法享有权利与自由，必须实现司法公正，通过司法机关及时、准确和公平适用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     

对环境行政主体的几点思考

一、环境行政主体概念的界定。为执行国家环境管理职责,必须建立环境管理机构来执行环境行政管理权,由谁来享有并行使环境行政管理权呢?这首先就需要确定环境行政管理主体的资格问题。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确切地讲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前后应行政诉讼理论中对被告资格的抽象化以及有关行政组织研究角度变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当时有学者认为传统的行政组织法研究都根据行政学、组织学的原理对行政组织法的法律调整进行概括,是就行政组织而论行政组织法,或就行政组织法而论行政组织,都没有脱离行政     

基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责问题调研——检察建议运用的困境与对策

本文从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责的角度出发,以基层检察院民行部门的视角,发现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运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障碍,通过结合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以及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具体做法,针对性地提出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完善的对策.     

浅论政府监督网络化的利与弊

对于政府的监督一直是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一个受到有效监督的政府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民主执政和高效执政,才能更好地运行相关权力管理国家,而在各种监督方法中,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监督模式更加自由和民主化,虽然网络监督方便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但由于网络自身的一些弊端和网民素质的不等,使得网络监督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引导政府积极对待网络监督的方式来让政府监督网络化走向民主法治的一面。     

基金会外部监督之法律研究

基金会在中国发展了二十余年,其作为独立与政府的第三方,在社会保障与救济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我们国基金会起步较其他发达国家要晚,内外部规制不是很健全,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基金会数量的激增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公益基金会的丑闻事件也被频频曝光,使得基金会的公信力遭到社会大众的质疑,严重限制了公益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本文从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入手,引出基金会监督的紧迫性,并且从基金会的本质属性即财团法人的角度寻出基金会监督问题的症结所在,重点着眼于其外部监督,从公权力监督、行业监督、社会监督的方面探讨加强外部监督的方法,并且通过内外部监督的合作,企图在内外监督中找出能够完善基金会的最佳途径,促进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公益效应。     

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审查标准省思

2017年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中,判断存在违法行政行为是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关键。只有明确违法行政行为的一般审查标准,才可以为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参照。现有的行为审查标准或结果审查标准不能完全契合行政公益诉讼保护公益的目的,按照行为标准或结果标准审查违法行政行为可能不当减少行政机关的履职积极性,违反权力分工原则。在审视现有标准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行政行为时,应修正分段审查模式,确立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质性合法标准在内的综合性审查标准,确定审查要素,明确行政公益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限于组织体,审查依据应以法律法规为主、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为辅。     

从威廉·布拉顿的变革谈领导科学与艺术

领导是指挥、带领、引导和鼓励部下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过程,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领导科学与艺术已成为现代管理中一个领导者不可或缺的素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其他形式组织的优秀领导者,不仅能在职位权力基础上发挥各种能力、策略、方法和技巧的综合效用,还能结合自身素质、下属的具体情况及环境的相关因素实现能动性创新。     

“受伤”的真人秀

1 吴真宇儿子真人秀受伤事件 2014年夏季,由于参加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二季)》,香港演员吴镇宇与儿子费曼的人气指数飙升,炙手可热的程度远超过其他“萌娃和奶爸”.然而,一场让人意想不到的受伤事件在新西兰——节目录制的最后一站降临.     

创意警务下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思维与新方法——以海南省东方市为例

创意警务是苏州警方在2008年为解决警力不足与警务繁多之间矛盾提出的一种创新性选择,创意警务是适应时代环境变化的以创新思维推进警务机制、警务手段和警务操作等方面的设计革新,其实质是创新警务权力运行方式。海南省东方市公安局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视角,建立"民警兼任村官"的长效机制,增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能力,探索建立基层组织新的管理模式和建立警民和谐新路子,这一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新思维与新方法,值得借鉴学习。     

论宪法禁止没收罪犯全部财产的正当性

为实现刑法之威慑和惩罚功能,古代国家法律将没收罪犯之全部财产作为刑罚适用。近代以来,虽然基于惩罚犯罪之必要,依照刑法规定之情形,可以适用没收罪犯财产之一部分,但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禁止适用没收罪犯之全部财产。由于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宪法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价值,宪法对生命、自由和财产加以严格保护,因此,宪法往往规定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将宪法的价值植入刑事法之中,如宪法规定废除或者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禁止刑讯逼供、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宪法明确禁止适用没收罪犯全部财产的刑罚,其正当性首先表现在透过宪法的禁止性规定,彰显对财产权以及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其次,表现在不以没收全部财产作为惩罚罪犯之手段,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避免适用报复性酷刑,以达到尊重个人人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