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重婚犯罪现状的思考

作为一种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违法犯罪行为,重婚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对象。近几年来重婚犯罪现象有愈演愈烈的倾向,刑事重婚案件却越来越少。这一方面是因为重婚案件的管辖制度设计存在漏洞,造成公诉重婚程序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害人不积极行使自诉权,自诉重婚案件难以启动。但与上述情况相比,社会大众对重婚现象的见怪不怪、对重婚犯罪的麻木不仁、重婚立法丧失权威性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法律分析与实践

当前,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分配常常出现纠纷,例如内部征地补偿费利益等等,导致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成员资格标准的相关法律,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嬗变以及农村的经济组织有关的立法的逻辑障碍是其缺失成员资格标准法律的根源所在。在完善对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标准时,其基本依据应该是本集体中生活生产的状况以及个人在本集体中的土地利益的生存依赖,同时将户口对于成员资格认定的作用淡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方案。     

民族地区网络传销犯罪的现状、识别及预防北大核心CSSCI

民族地区网络传销犯罪以"西部大开发、连锁经营"为旗号,以网络"入股分红"、网络发放福利、"微商"营销为形式,具有隐蔽性更强、迷惑性更深、花样更多的特征。网络传销犯罪的本质表现为"拉人头""交门槛费",识别网络传销犯罪还需分清它与网络传销违法行为的不同,两者区分的关键是看是否有实质经营内容。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微信网络监管、加强对组织、领导者和其他积极参与者的刑法处罚是预防民族地区网络传销犯罪的有效途径。     

从法理到规范: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险作业罪入罪可归因于公共政策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推动。该罪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违反行政安全管理监督命令+三种行为之一+现实危险,理解时需要把握关键要素。从立法上而言,危险作业罪缺乏注意规定和类型性或兜底性条款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另有原因。从司法上而论,危险作业罪可以作为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的前置罪,但范围不能扩大到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判断“现实危险”必须结合危险作业领域是否处于容易引起灾害发生的客观环境因素考量。危险作业罪和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关系,但不存在法条竞合。它与危险驾驶罪是牵连犯的关系,与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危险物质罪)是想象竞合犯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董必武同志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抗战时期，他始终战斗在国统区，一直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列。他宣传中共统战政策，发动群众抗日；他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的建立和发展；他广交朋友，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统战工作；他团结一切有利抗日的力量，反对分裂和内战摩擦，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域下我国反腐败法律举措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广泛、创新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已在我国生效。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化是落实公约内容的最佳路途。以该公约为衡量标准,重新审视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规定,可以窥见在罪名、犯罪主体、实行行为、刑种设定及预防举措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剖析该公约关于反贪污贿赂法律的规定和适用,以此为鉴,提高我国反腐成效。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重在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机制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人的行为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给人们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带来某些负面影响,使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滋生蔓延。如何在这种渗透影响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严峻挑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能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正确的理想信念对于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对于中华民族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对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西藏问题的处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人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思想,确立了一系列适合西藏客观需要、时代特点鲜明的方针政策,为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伟大的功绩。     

张娅娜：人生一曲高原红

一身职业装干净利落、一头黑发规则地束在脑后，脸上渗出生动的高原红。 她，就是西藏自治区那曲县副县长、地区妇联党组书记张娅娜。     

中、韩共同犯罪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形态,中、韩两国刑法典在共同犯罪人种类、共同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于构成要件中的特殊问题如同时犯、片面共犯、共谋共同正犯、承继的共同正犯等问题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