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占有、登记与物权变动

交付只是推定物权转移的标志。占有、登记等物权公示行为是一种物权变动后的"强化行为",是物权公示的方式,一方面经公示出的物权具有了对世的效力,另一方面,对第三人来说,透明了物权关系,保障了交易安全.     

穿越公私法分界线: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委托行使模式

基于我国自然资源自身的特点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的实际情况,"统一代表行使+委托行使"模式成为重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模式的现实选择,大体呈现出"代表行使—统一代表行使—委托行使"的层级结构。委托行使模式作为代表行使特别是国务院统一代表行使的具体实现方式,以集中统一行使为前提,以将国家所有权界定为私法所有权和实现国家所有权行使与监管权行使的真正分离为基础,横跨公私法两个疆域。委托行使在法律上的实现不仅要求国家所有权穿越公私法的分界线到达私法所有权的彼岸,而且需要使委托关系超越公私法律关系,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委托行使模式目前可通过委托协议来建立,将来应当通过自然资源特别法完成相应法律构建。     

中国公司对外担保规则特殊性研究——兼论民法商法思维方式的对立统一

公司对外担保规则本质上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其行为尚不能完全达到内敛化时期的一种过渡性特殊安排,伴随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过程而发展演变。公司对外担保本身的"两面性"决定了必须平等保护公司与担保权人的利益,为此法律一方面通过限制决议主体等方式实现对意思形成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胃镜"导入的公示方式,实现公司章程特定部分和特定决议对外效力的扩张。这种"一限一扩"的特殊性决定了规范对象、规范性质、规范效力均不同于一般的公司法规则。     

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登记对抗的本质是仅赋予第三人以否定(他人)物权变动的权利,而非(自己)取得物权的权利,"不登记不得对抗"规则是交易便捷与保护第三人利益相平衡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风险提示作用,对第三人来说则是调查义务的减轻。对于其理论构造,日本的"权利外观说"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我国的立法仅在第三人主观范围上具有相同性,并不具有相同的作用机制。我国登记对抗的理论构造应当坚持第三人主张说;对于第三人的范围,日本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确立的"背信恶意者排除说"有较大借鉴价值,我国第三人范围中的善意应作扩大化解释。     

三权分置框架下农地流转路径的二元化构造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促进承包地的流转。三权分置权利架构意味着,承包地要以特定方式流转,则必须分置出土地经营权,承包地的流转通过分置土地经营权的方式来实现。三权分置的真正意义在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置,而非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三权分置语境下的农地流转仅指需要分置土地经营权的分置型流转,但在功能主义的立法思路下,立法同时确立了分置后的土地经营权等其他形态的农地流转,由此形成分置型流转与非分置型流转并存的农地流转路径二元化之格局,其法律结构存在根本差异。三权分置语境下,流转一词有其特定法律含义,特指需要新权利分置的农地流转,但农地流转路径的二元化拓展了流转一词的法律含义,立法上的流转一词同时具有土地经营权分置和土地经营权流转两重含义。实证法上出现的所谓流转土地经营权、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等法律含义复杂而多样,需要在农地流转路径二元化和流转一词法律含义二重性的原理下整合和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农村土地物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农村土地物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农村土地物权制度,主要包括:构建以保障农民成员权为中心的制度,解决主体虚位、权属不清、各主体关系不明的问题;构建以保障发展权为突破口的制度,最大限度赋予农民土地权利,解决以承包权为中心的权利不足问题;科学设计农村土地有序适度流转的制度,实现经济效益发挥与农民权利保障的平衡;分步统一农村土地物权登记,为农村土地有效流转提供程序保障;推动相关配套改革。     

我国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特殊性研究——以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土地为中心

我国土地征收的本质是资源的再分配,其动因并不限于公共利益,这就决定了其在逻辑起点上不同于土地私有制下的土地征收。我国土地征收基本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公共利益、土地征收补偿和土地征收程序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设计只有契合本土实际方能得以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