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商人法继受罗马法探因

中世纪商人法的出现是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的产物,而罗马商法则是古罗马高度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接近、帝国永续理论的巨大威力以及罗马法学的繁荣等原因,中世纪的商人法明显地体现出对罗马商法的继受.分析中世纪商人法对古罗马商法继受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法律发展过程中的相承关系.     

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是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根本动力

多党合作事业要不断迈向前进必须以正确的政治理论来指引,而正确的理论必须用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来构建.回顾多党合作历史,不同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对如何相待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着各自独到的见解,这些思想奠定了多党合作制度从孕育到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理论基础.     

从一般预防理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

法律应当具有一般预防的目的,即通过法律惩罚的威胁以及惩罚的实现,公众应当掌握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避免违反这些规定。法律一般预防目的的实现与法律的明确性和精确性、制度设计的有效性以及责任和惩罚的合理性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在明确性和精确性、制度设计有效性以及惩罚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欠缺。《草案》应增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完善监管体制以及各项具体制度,提高法律惩罚力度、降低起刑点,从而提高本法的威慑和预防效果。其中,降低起刑点是实现本法一般预防目的的关键和今后立法应当努力的方向。     

论测谎技术在我国的法律定位与法律规制

测谎仪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目前已日益在刑事侦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司法实践对测谎仪依赖性日益增强的同时,测谎技术在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文。通过对中、外测谎技术立法与实践进行考察,我国应在明确测谎技术法律定位的基础上,对测谎技术进行法律规制。     

中国刑法发展方式之管见

刑法发展有立法导向型和解释导向型两种方式。日本刑法的发展主要采纳了解释导向型的方式,但是,中国的刑事立法相当活跃,不具备采纳解释导向型发展方式的社会背景,中国也不具备采纳解释导向型发展方式所必须的法官保障和监督机制。中国刑法发展所确定的立法导向型方式是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正确选择。     

平衡理论下的警察法治建设

平衡理论本质上体现了法哲学研究模式的新发展,它既属于认识论范畴又属于方法论范畴。以平衡理论为前提研究警察法治建设需要从警察法治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警察权入手,理清二者的关系,并对平衡理论下警察法治建设的前设问题进行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我国目前法治建设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完善警察立法的建议,创新公安机关侦查工作机制,扩大公众参与警务活动程度,加强对警察行为的制约与监督等。     

迎接新挑战，让科技“长”在泥土里

<正>如何在新征程中更好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科技特派员制度在福建南平首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多年来,始终不断发展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犯罪圈的扩张与合理限制

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即刑法的调控范围问题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刑法是社会风险调控中的最后手段。刑事犯罪圈的扩大应审慎进行,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在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积极探索非犯罪化。     

霍姆斯大法官的“经验论”解读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大法官之一。1880年,他首次提出了"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个命题。霍姆斯所说的"经验"是指法官在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充分根据变化中的社会生活,给予先例以新的生命。他并不否认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只是当逻辑无能为力时,法官才应该抛弃形而上学的束缚,在法律的空隙"立法"。霍姆斯对法律中逻辑与经验的论述,同时也是对传统形式主义法律观念的一种批判。这个观点反映出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观。     

霍姆斯大法官的言论自由观——“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的发展

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保护的观点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这一理论。在1919年的谢内库诉合众国案中,霍姆斯提出了"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在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中又提出了"思想市场"这一概念。在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州案中,他提出"明显且现实的危险"检验标准完全适用于对立法裁决的司法审查,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布兰戴斯大法官(霍姆斯赞同)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在该案中提出的"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适用的限制条件,使这一理论的发展达到成熟。霍姆斯提出的这个理论,后来成为美国完善公民拥有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基础,对美国的法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