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不能用上网代替上门

正作为比较新兴和推崇的网络问政方式,政务微博近几年在全国遍地开花,@南海微力、@海曙小微、@海盐12345、@成都服务等,都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网络问政平台。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这些政务微博也正努力从信息发布向务实应用转型,不断实现生活化、亲民化和实用化,朝着以民为本、服务大众的方向发展。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网络问政的确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大大方便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但现实中,也有少部分干部因此对网络问政产生认识误区,认为有了网络就万事大吉,跑基层、搞调研都不重要了,在办公室的电脑桌前点点鼠标,社情民意就能尽收眼底。     

《法治才是硬道理:从法治思维到命运共同体》

定价:36元出版:2015年1月历史的发展往往蕴藏着某种规律,发展才是硬道理。本书分别从"命运共同体"的立场、"现代治理"的观点以及"法治思维"的方法三个维度,诠释中国法治的内涵与外延、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     

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

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现代公司制度中的一对核心内容。它们伴随着公司法人制度的诞生而诞生,并从此相伴相随。它们的出现,对传统的民事权利理论尤其是物权理论提出一系列的挑战。长久以来,民法学家和公司法学家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尝试对股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性质进行阐述,力图将其纳入传统的民事权利框架。研究股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股权的性质研究根据通说,股权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即指股东对公司直接投资而享有的权利。此为…     

分权,是为了干净用权

正近日,中纪委研究室就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时指出,要切实强化权力制衡,按照分工负责原则,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积极探索推广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主要领导干部"俗称"一把手"。要制衡"一把手"执掌的权力,首先就要认识"一把手"。所谓"一把手",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有权领导"的范畴,"一把手"的设置乃是我国党政权力"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缩影与着力点,是当前权力体制演进的必然逻辑结果。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并不     

考察“共产党人立场”的当代维度——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5周年

中国社会正步入改革发展新时期,通过推进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面临诸多新挑战.在复杂局面下思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问题,重读《共产党宣言》,回应其当代意义的追问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现实问题.“利益”维度呈现立场的“利益”内核和“资本”环境；“自由”维度确立立场的“自由发展能力”标尺,“公私”维度提示立场的“公私辩证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共同体”维度赋予立场“社会民主生活”内涵,综合四个维度的考察以开拓我们的当代视野.     

寻路——《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序

中国未来将有两个艰难的门槛必须要过：其一是中国的崛起终有一日要跨越超级强国的门槛，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届时只怕是要有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其二是中国的发展终有一日要跨越民主法治的门槛，而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这条中国的未来之路究竟又会通向何方？对于中国来说，这恐怕是两道绕不开躲不掉的历史门槛。这两个问题其实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是相互纠缠交织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前一个问题又是附属和取决于后一个问题的。     

一个自组织法律系统的自我修正--《公司法》修订与控制论

诞生于1993年的公司法,守护并见证了中国艰难的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的风雨变迁。事易时移,变法宜矣!历经多年实践的锤炼和理论的争锋,这部素有市场主体基石之称的法律,经修订后,于2005年10月27日,在饱含希冀的目光中,以全新面目走向前台。立法者亦当细为参酌更多的未被采纳的见解,并将其合理性最大可能地体现在配套细则中。唯此,方能辉映出我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美好前景。鉴此,本刊特组织5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勾勒变法路径,剖析法理得失,期望能够为公司法的诞生献上祝福与期许。     

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与现实路径

选举民主源自欧洲民族国家,对于多样性复杂的国家可能具有碎片化效应;协商民主源自对选举民主的反思与超越,但由于缺乏大规模偏好聚合的决断机制,因此具有"小圈子效应"。对于中国这个多样性十分复杂的"天下国家",通过任命权与罢免权的分离来实现权力的制衡,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之一。     

“7·23”动车追尾事故应急处理引发的法律思考

7·23事故的处理暴露出诸多的法律问题。通车优先于救人说明应急救援的立法价值序位错乱;救援过程中的混乱暴露出应急救援指挥体系存在条块分割;过早损毁车体折射出证据保全的意识十分淡薄;赔偿标准的三级跳暴露出铁路事故赔偿立法的陈旧与过时;而事故的深层次原因与铁道部长期政企不分的体制痼疾有关,所谓的自然垄断与国有化诉求并非政企分开的真正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