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一样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在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和马克思一样，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勾连起来。但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既缘起于现代性，又因现代性的全球化而衰落。在反思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虽已终结但其核心价值依然有效，资本主义虽已别无选择但仍有局限。因此，必须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     

国家治理逻辑中的群众路线

在中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党中心主义"政治中,群众路线在历史空间的演进中分别承载着革命取向的建国功能和执政取向的治国功能。在执政治国逻辑指向下,当前已有张力的群众路线(地位分立、利益分化、互动分离)及其教育必须实行"原则上的主体间性、方法上的双向互动、路径上的群众参与"策略,以期达到国家治理效应。     

“政党—群众—社会”三驱动：落实八项规定的路径机制建构

八项规定作为党改进作风、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举措,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落实”.如何有效落实？本文从“政党—群众—社会”三大场域、三大主体、三大向度构设落实八项规定的理论路向、前进路径和贯彻机制,通过对当前落实八项规定的价值动力分析和问题阻力解构,从“党自我断腕、激活民众监督、营造社会氛围”三大路径切入,建构党的方面的制度保证、问题解决机制,群众方面的管理奖惩、监督问责机制,社会方面的跟踪评价、教育引导机制,推进八项规定有效落实.     

政治合法性视域下的“先富”与“共富”

“先富”和“共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降实行的社会主义富裕政策，在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就有合法性属性，同时，自身也承载着支撑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富裕”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先富”在改革之初为打破平均、摆脱贫困功不可没，具有历史时代的合法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贫富的分化，“先富”的政治合法性下降，“共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合法性程度上升。因此，当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富”才是硬道理。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探索

改革开放是共和国成长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也是变革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它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人民政权合法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锐利武器,在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途径——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发展开创了新理念、开辟了新途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对以资本勾连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武器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包括"哲学人类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政治学批判",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人是"现实的人"、"异化的人",发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特洛伊木马——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践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的人"提供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力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构建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伟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稳定、合理、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是法制、道德水平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是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社会;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的社会。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