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基于宁波市江北区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日益成为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义务教育资源需要在城乡之间进行较为均衡的配置，而外来人口子女也迫切需要流入地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这一基本公共服务。宁波市江北区的实践表明，地方政府是义务教育服务的主要直接供给者，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多种资源配置方式，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义务教育。但由于存在一系列约束条件，江北区的成就又是有限度的，尤其在外来人口义务教育问题上更为明显。因此，当地政府应继续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推进义务教育资源在本地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在外来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供给上，当地政府的责任机制须得到加强，而高层级政府必须着力构建应对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政府间协同机制。     

政府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内涵、结构及评估

市场监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需要履行的基本职能之一,工商行政管理则是政府实现其市场监管职能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能力是一个动态概念。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组织层级等因素是理解工商行政管理能力概念的关键;而厘清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内涵和结构是开展工商行政管理能力评估的前提。在探讨界定内涵和结构的基础上,本文借鉴了关于软实力的理论和评价方法,提出了针对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对工商行政管理能力的评估既有评价功能,也有引导功能,因此它不完全着眼于结果评价。     

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经验

众多中国社会组织（NGO）缺乏独立性，但拥有一定自主性；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必须将独立性与自主性作为两个分离的概念加以使用。按照既有的理论结论或推论，中国NGO以放弃独立性的方式赢得自主性，因而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考虑到组织场域条件及组织自身的性质，组织获得自主性的具体能动行为方式应该是差异化的，这样独立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动态和复杂的。对浙江省的公益型及互益型组织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表明，组织自身的类型、性质和外部场域对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组合（hybrid）方式有深刻的影响，而透过这些不同组合及其变迁，可发现两者的关系细节。进一步地，这些关系及成因的发现，可以为今后中国社会组织性质的精确描述和机制性解释探究打下必要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兴农——与中共浙江省德清县委书记徐国平的对话

"产学研"相结合、科技兴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推进科技兴农,需要对土地流转、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才战略等方面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出台政策、开展组织创新、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立环境保护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县级政府在推进科技兴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弥补政治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撤镇建街"成为了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制度变革.但乡镇改制街道后,乡镇一级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复存在,街道层级党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剖析杭州市余杭区为弥补这一制度断层创新实施的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可知,街道民主协商虽不是对原先乡镇代议制的制度性替代,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代偿".由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进展,而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创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或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中共浙江省庆元县委书记蔡小华的对话

庆元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隶属丽水市,辖7镇13乡,总人口19.8万,面积1898平方公里.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庆元县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浙江省处于相对落后地位,2006年全县生产总值17.2亿元,财政总收入1.52亿元.庆元县是农业大县,2006年三产比例为22.1:36:41.9,农业总产值5.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59元.各项数据显示,庆元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新农村建设任务相对其他地区更为艰巨.2008年1月9日,庆元县委书记蔡小华接受了浙江大学课题组访谈,就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与课题组进行了交流与讨论.以下内容根据访谈记录而成.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前景——以温州商会为例

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导致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流入社会,如温州商会这样的第三部门有效地匡正了市场失灵等现象,也成为地方政府的必要助手。由于研究者们还经常赋予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结构要素的意义,就导致了我国第三部门研究中两种“国家—社会观”的矛盾。对温州商会的考察表明,我国第三部门的实际状况更接近合作主义框架,而合作主义也是第三部门未来最为可能的发展路径,在合作中,公民社会发展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