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新概念,并且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新常态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浙江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经验,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基础,为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     

国有部门扩张与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以ZCIPA参与山西煤改为例

ZCIPA参与山西煤改事件证明,已有关于金融危机时期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会更加有效的说法,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解释模式不能成立,相比之下,公共选择理论更加具有解释力。,首先,国家的主导地位使之能够有选择地控制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活动,政府与行业组织的利益契合是决定行业组织政策参与程度的关键;其次,从利益代表结构和政策形成体系来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具有法团主义的某些特征,但本质上并非法团主义。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社会管理视野中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实践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自律自治、形成社会认同、促进多元融合、集结公民意愿、实现利益表达等作用。同时，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健全的政策法规来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拓宽领域，创新方式，特别是将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实践。     

县域医共体改革如何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在“强基层”战略推动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关键抓手。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构成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时间高度紧迫、医疗需求骤增的情境下实现有效应对，成为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聚焦整体性协同与组织重新整合两项核心元素，以浙江省县域医共体改革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改革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医共体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基层的应对能力，改革的完成情况与防范预警、医疗救治两个应对阶段的表现紧密相关，能力提升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与需求驱动的资源统筹机制予以实现。     

新农村建设与土地制度改革——与浙江省桐乡市委书记费建文的对话

新农村建设必须通过实施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来推进。现行土地制度已构成对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最大约束,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打破土地的制度约束,从中发展现代农业。而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破解土地制度约束的过程中,构建农村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作为政治问题的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在迅速城市化的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政府征地所引致的后果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 ,扩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征地已成为一场政治层面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而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则为争取改革成功提供了一条可能性思路。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突出了关系国家稳定的政治性问题 ,又为解决这些问题准备了日益充分的条件。     

民间商会的绩效与发展——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

基于浙江省温州市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利用SPSS工具的统计分析,对近年来温州工商行业协(商)会的绩效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分析与比较,得出:温州商会在整体上呈良性发展态势,其行业管理职能的总体实施情况较好,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会职能在履行上有差异性,各项职能的发挥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协会组织还是会员企业对行业组织的评价都较高,未来预期也较高;近年来行业协(商)会的市场化、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表现明显,并不断得到增强;行业会员企业对行业协(商)会的支持率普遍较高;政府对行业协(商)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行业协(商)会仍对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行业协(商)会的治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民间商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 ,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 ,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 ,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