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治理工具的创新和使用,亟需科学、前沿的社会治理工具理论提供支持。检视20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工具"向"治理工具"的演进历程。"治理工具"是一种全新的工具形态,是政府工具与非政府工具的总体化存在。"治理工具"的实践特性初步体现为存在的总体性,兴起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建构性。不同于治理视角下的政府工具研究,"治理工具"的研究是在合作治理的意义上开展的总体性研究,即从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合作的立场出发、以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行动工具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多样化的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协同与统一的机制和原理。     

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概念及话语重构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整个人类亟须通过重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来更好地服务于后工业社会下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随着反腐和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教育行政伦理研究的重要性被更加凸显出来。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省察和反思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可以发现:教育行政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期,经过短期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概念谱系。当前,人们亟须按照后工业社会的要求,来解构和扬弃根植于工业社会话语体系所建立的行政伦理研究传统话语,最终建构起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教育行政伦理研究话语体系。     

民主的历时性演进图谱——一种历史主义的批判性阐释

人类社会的治理变革是在对民主的研究和探讨中寻求方案,而民主既是一个理论概念,又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相关的研究离不开规范性的描述.当前,学界关于民主的发生史和演进逻辑尚显不足,这影响了人们对民主意涵的科学认识和社会治理变革的有效推进.通过历史主义阐释,可以发现民主在社会治理的脉络中历经古典民主、现代民主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民主等样态.古典民主的出现标志着民主的滥觞,古典民主在近代逐渐异化为现代民主；现代民主经由民主化推动曾风靡一世,却在后工业化中走向“破碎”；“中国式民主”是在政府引导下形成和完善的,是一种具有过程性的、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复合式实质民主.     

怀着启蒙的情愫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读《论伦理精神》

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使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得不再适应,从而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面对这一客观的要求,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出: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解构工业社会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同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第一次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出现的农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第二次是在欧洲18世纪出现的工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法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这次新的启蒙即第三次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启蒙。对《伦理精神》的研读,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伦理精神的启蒙,去建构后工业文明体系,建构起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德制,实现德治。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省察与进路——兼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之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质依然导致了各种治理缺陷和问题的出现,这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现状的省察,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念和服务精神的指引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准公共产品负外部性有效治理的政府责任及工具创新——以共享单车为例

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创新应用为准公共产品的复合化供给提供了条件,共享单车等准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构成。准公共产品的不完全竞争性和不完全排他性决定其在生产与消费环节具有负外部性,会因生产过剩和不当使用而引致严重的社会治理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准公共产品的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治理难题,政府必须明确治理责任并精准履行相关职能,以引导者的身份拓展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合作,通过对直接性工具的改造使用以及对间接性工具的创新使用来实现不同类型的准公共产品行业领域的有序发展。     

政府治理的环境约束及合作导向——兼论复杂性视阈下政府治理面临的基本矛盾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政府规模的膨胀与治理的低效成为人们诟病政府治理的核心方面。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人们曾经围绕着政府履职的范围及其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因为这些研究脱离了政府治理情境、未充分考量政府的即时胜任力,所以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对此,在总体性视阈下来审视政府治理所处的环境及其复杂性,通过对政府主体性的反思性阐释来探析政府治理的行动原理及其改进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治理所处的环境是一种由自然的、社会的和虚拟的环境共同构成的总体性存在,而且环境的无限复杂化与政府规模扩张有限性构成了政府治理面临的基本矛盾,为了化解这一矛盾,政府必须推进改革创新,逐步确立起全新的环境观、营造良好的合作条件以及不断推动旨在激活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制度建设。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

20世纪中后期,社会风险度的骤增和危机事件的频发,预示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呼唤着建立起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相较于以控制导向和集权导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类型将会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不会沿用管理主义的控制导向,而是建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作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引导合作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尤其是有效地运用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等新型治理工具。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