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危机之九大征兆

毋庸讳言,当今中国大学存在严重的“大学病”。假如不抱讳疾忌医的态度,我们可对病症加以全面指认。 第一,布局失衡。一是地域布局的失衡。仅在北京地区,两所大学几乎肩负起全民族寄望而获得中央权力集中资源扶持。其二是资源提供的失衡。一方     

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正能否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改革的目的:私利与公益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     

重申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的结构改革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目前的政体安排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也适应了中国开启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要求,但它还难以坐实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其功能还没能得到真正发挥,无法有效落实人民主权,而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自身高度的行政化定位,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权力的具体运行。因此,必须区隔党权与国权,进而从目前政府改革意义上所讲的还政于民逐步走向国家建构和政体选择双重意义上的还权于民,真正坐实人民主权原则。     

知错能改之谓善——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安排,与今天官员问责与复出的制度建构之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官德精神:权力得之有道、行之有制、赏善罚恶、自然成理。只有积极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相关资源,并有效克制其中的随意性因素,才能建立起既具有现代特色又发挥传统优势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     

国家再造与大学重建——对南科大之困与中国改革的忧思

南科大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路,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迹"。比较1980年代和2010年代的深圳,比较深圳大学与南科大,我们不能不说,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奇迹。但是,在国家再造锐气的流逝之局中,在深圳改革的徘徊彷徨与"左"顾"右"盼中,南科大的奇迹始终追赶不上深圳大学的奇迹。如果说1989年的风波注定了深圳大学腾飞之路的中断,深圳大学很难再给人们创造出奇迹的话,那么南科大也只有在国家再造和深圳复兴的状态中,才有再造奇迹的可能。当年罗徵启的奇迹与当下朱清时的奇见,将中国大学的重建,在深圳这个特定地域,隔离在了实践与期待的两个空间之中。就此可以断言,大学的现代重建与国家的现代再造,前路漫漫。     

权利政治的兴起

比较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经济层面最为引人注目,而政治层面以追求稳定留给人变化不大的印象。其实,分析起来,30年来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深刻的还不是经济领域,相反,是留给人变化印象不大的政治领域。30年来中国政治存在形态与政治认知方式都在发生转变,这也就注定了中国人的政治行为模式必然相应地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显示为从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的变迁。     

发展结构之变：“共同富裕”的宏观论题

共同富裕作为国策，当下应围绕这一主题推动政策执行，而非拘执于学术探讨，但为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仍然有必要从学术视角分析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在学术视角确立理解共同富裕问题的三个视点：一是它的出台背景；二是它的政策工具；三是它的实现措施。只有在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共同富裕问题是将中国发展结构之变推向台面的大问题。同时，在确立起更为广阔的比较框架基础上，分别从共同富裕的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更为全面地看待共同富裕问题，也才足以真正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比之于不问究竟地赞许更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9·11”事件后美国政治思潮的极端化倾向

“9·11”事件首先是一个政治恐怖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对前者的审视林林总总,对后者的反思却稀稀寥寥。而从深度反思的要求来看,对后者反思的重要性要超过前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看到“9·11”事件促使美国政治思潮走向了极端化。     

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从单纯行政权范围的低效度改革,到政治体制宏观改革筹划基础上具有高效度的关联性政府体制改革,是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真正收到成效的关键转变。因此,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     

信访制度是否适应时代潮流

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国家治理信息的科层传递、央地传递,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扭曲的情况下,本身也必定被扭曲。解决信访制度缺陷的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健全的宪政民主制度,由此保证国家治理信息的通畅传递,为国家的善政—良治提供真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