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发展型组工干部重在『四为』

发展型组工干部,既是学习型、素质型、创新型、服务型、团队型组工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进组织工作发展的生力军.争做发展型组工干部,必须秉承组织工作的时代精神,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作风素质、知识能力素质、工作实践素质,在促进组织工作持久发展的同时,要重在"四为",以促进组工干部的健康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中的毛泽东与湘、赣省委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湘、赣省委给予井冈山高度关注和指导,既发出了一些利于消除"城市中心论"的指示,也作出了脱离革命实际的失当之策。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实践者,毛泽东对湘、赣省委的指示或完全遵照执行、或依情执行,有时甚至付出血的代价,用实践来证明孰是孰非。毛泽东与湘、赣省委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中的情形,既显示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领袖品质,又展示了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复杂历史过程。     

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

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建立的一种新型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各苏区普遍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致使民众过分相信党、而对苏维埃政府信仰不济。虽然形成如此党政关系模式的原因颇为复杂，但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师俄”成型的“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抗日根据地选举运动的政治功能分析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均开展了大规模的选举运动。分析其政治功能，在民众方面，它促进了根据地民众的政治动员，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培养了公民的民主观念，加强了民众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督；在共产党自身方面，选举运动使中共宣扬的民主理念和民主价值得到落实，它是根据地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且对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崭新形象。     

“打虎”指标的分配与“三反”运动的偏差

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三反”运动，严惩了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树立了廉洁自律的良好社会风气，但同时也在“打虎”阶段出现了“逼、供、信”等偏差。这种偏差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群众运动中的非理性所致。考察运动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其实根源在于运动中所制订、分配的“打虎”指标。当“硬性量化”成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惟一指标时。往往就会存在程度不同的弄虚作假或行动中的过激。     

新时代县委书记坚守初心的路径探析——基于114起被查县委书记案例的实证分析

县委书记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总指挥”和骨干力量,其初心坚定与否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直接影响。当前,县委书记队伍总体是好的,但仍有极少数背离了初心,他们心中有鬼神无马列、有财无民、有位无责、有权无戒。其原因主要有:缺乏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权力观出现扭曲;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气不足;压力型治理的助推;县域治理具有一定的熟人社会性;干部选拔机制不完善。要锻造一支初心坚定的县委书记队伍,需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坚定县委书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筑牢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树立正反两方面典型,使县委书记既从正面榜样中汲取力量,也从反面教材中汲取教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厚植县委书记自我革命的“精神基因”和“内生动力”;对县委书记加强监督,防止其滥用权力;提升县域治理制度化水平,摒弃人情关系道德缺陷;完善县委书记选任机制,确保优秀人才选得出、用得好、留得下。     

论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与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形成的＂体制锁定＂,依然滞阻着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使农村的制度变迁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因此,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是当今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所在。     

从怀疑到信仰：苏区民众政治意识的培育

苏区建立初期,无论民众的革命热情,还是其权利、义务观念、民主与法制意识等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为加强苏区民众政治意识的培育,中共一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选举运动。由此坚定了民众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民众的阶级国家意识,启发了民众对革命战争的认识,从而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56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

1956年是党的理论特别有建树的一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开拓,而且在党的建设方面,也以苏为鉴,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更好地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党员的标准和党员的素质,保证党的执政党地位和领导作用。     

刘少奇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探析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群体性事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把群体性事件纳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体性事件须从干部作风入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刘少奇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警示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