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在与共生:论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始终未能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后工业化的复杂性倒逼着治理系统必须尽快由管控走向合作,摆脱相互缠绕的奇特问题引致的各种不可治理性。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共在的治理主体,亟需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由目前的共在状态转变为共生状态。维系合作共生关系的纽带不是法律或权力,而是一种"共同虚构",这种虚构要保证"他者"的在场。共同虚构在绑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边界,将这种新的治理共同体围困其中。这就需要对拱卫封闭性的传统秩序进行彻底变革,置换治理主体的传统行动逻辑,改变他们对合法性秩序的追求,转而建构一种合作性秩序。     

我国铅排放制度的演化分析: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视角

以我国铅排放制度为分析主体，用诺斯的演化理论对铅排放制度进行演化分析，构建我国铅排放制度的演化模型；从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学习和演化这一视阈切入，着重关注制度演化当事人对铅污染的“认知变化”；运用心智共享模型阐述个人认知向社会认知的演化对整体制度演化的影响，厘清导致我国铅排放制度供给落后于现实制度需求的根本原因。     

效率视角下行政层级优化途径探索

行政层级是行政制度的结构安排,其设置如何直接影响到行政组织的整体结构及功能的发挥。目前我国对省、市（地）、县的职责权限的划分并不是很明确,体制上的矛盾和弊端越来越突出。基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我们应该减少行政层级,保证合理的管理幅度,理顺各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政策化。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冲突及其治理

由于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这两个复杂的概念背后各自持有一套价值旨趣和伦理规范,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难以完全重合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这两种认同的矛盾直接引发了诸多国家治理的难题。同时,在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下,“公民”概念也无法继续作为一种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效中介,必须探索一种团结多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新路径。而对以“文力”为代表的基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基因的概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我族类”思维惯性的国族整合之道。同时,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民族国家”模型的国家理论,这种新的国家理论指向的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     

以“生命政治”之名：在数字时代重思福柯的治理术

治理术是理解福柯治理思想的重要切面,通过对不同时代治理术的剖析,可以找到福柯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源头。治理术可以被划分为16世纪之前的治理权术、16至19世纪的治理技艺、20世纪以来的治理算术,它们分别由统治权力、规训权力和摆置权力创制,旨在实现的治理则分别为“对人口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想象力的治理”。其中,治理算术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术的被异化形式,以一种隐蔽但强力的方式操纵社会,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治理应当重新回到“人的解放”这个核心议题,将实现“生命平等”和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建构一种新治理术的核心主张。这种新治理术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则为建构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智慧养老政策内容研究——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越来越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矛盾的重要发展方向。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分析最基本的单位,政策主题则是政策文本的核心内容,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题”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对我国76份中央层面的智慧养老政策文本进行清洗、编码与分析,识别智慧养老政策工具的类型分布,结合LDA主题模型提取智慧养老政策主题。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的应用上,我国智慧养老政策工具使用并不均衡,呈现“强供给”的特征。此外,研究还识别出智慧养老模式、智慧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环境建设、智慧养老标准以及智慧养老试点共五类政策主题。基于此分析,提出改善我国智慧养老政策的建议：一是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完善智慧养老政策体系;二是合理布置政策工具,发挥最优政策合力;三是扩大智慧养老政策覆盖面,丰富智慧养老政策主题。     

什么影响了PPP政策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的有效践行。借助政策扩散理论和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学习机制、模仿机制是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对PPP政策创新扩散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有助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积极因素”是否真的有效，从而可以在更多维度上揭示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逻辑。     

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正义：一种共同富裕的可能

我国城镇化率近年来稳步提升,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发展方式展现出良好成效,但更新中无法杜绝资源攫取和利益争夺问题,一些城市空间的非正义现象也随之显现。本研究融合列斐伏尔的差异空间构想与罗尔斯的平等正义原则,构建“差异平等”分析框架,剖析不同规模城市更新的空间极化风险,分别是超(特)大城市的“空间隔离”、大城市的“空间趋同”与中小城市的“空间跃进”。从共享更新、精细更新和渐进更新等向度回应空间正义的缺失,实现从空间隔离到空间包容、从空间趋同到空间异质、从空间跃进到空间渗透的跃迁,最终为城市更新提供一种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