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依法治国

法是外部强加的强制性行为规范。法治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是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基本条件。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德治和人治,因此,依法治国获得确立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摆脱政治的道德化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普及"权力是必要的恶"、"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利益冲突假设,而不应该是利益一致假设"、"治国的逻辑起点应是坏人假设,而不应该是好人假设"等观念的过程。     

冲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制度建设四大前提

现代意义上的大国,有三个要素:其一是经济总量大;其二是能够生产新的制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第三必须产生新的文化价值,而制度是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文化的载体。这表明,制度建设在大国之路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制度建设的前提第一是确定性。所谓确定,就是必须明确告诉三项内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后果是怎样以及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们的制度往往是有前两个,而缺乏第三个。制度本来应该是一种威慑力量,如果没有第三项或者第三项内容不明确,那就缺失了威慑力量。第二是强制性。制度…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行动与民主政治

在任何人类共同体中，可供分配的利益永远是有限的，而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则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类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因此，冲突与合作是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从经验的角度讲，民主政治是政治共同体集体行动的规则、选择领导人并加以监督和制约的规则。从规范的角度讲，民主政治是理想与现实的辨证统一。     

政治发展模式探因--韩国政治发展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韩国建构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然而,实际政治过程却滑向了权威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的实际政治过程重新回归民主轨道.本文将这种现象类型化为循环式发展.韩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环境,国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环境.本文讨论了韩国政治制度规定与实际政治过程二元化后又逐步一元化,即循环式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兼论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中朝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同盟关系到正常关系

20世纪50—7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成为中朝双方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而精英集团核心成员之间感情纽带及相同政治价值观又有力地支持和强化了这种同盟关系。但1980年代后，这些赖以支撑双方同盟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关系开始重新定位并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变。国家利益成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但传统友谊仍将发挥长期影响。另外，朝鲜政治趋向及朝鲜半岛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均会影响中朝关系的未来趋势。     

新加坡：托管式民主之路

民主与民主化是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建设民主被现代国家视为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新加坡领导人将新加坡实行的民主概况为“托管式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民主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实现能够为人民谋福祉的好政府。被西方认为是威权主义国家的新加坡走出了一条托管式民主之路。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创新性实践——河南省邓州市“4＋2”工作法的政治解读

＂4＋2＂工作法是党领导下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创新性实践,其核心是民主决策,重点是民主参与,关键是用严格明晰的程序确保村级重大事务决策、管理、监督的健康运行。它实现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统一,村级民主议事的程序化与规范化的统一,村级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统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与依法办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