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应认真对待刑法文本——基于诠释学角度的反思和论证

刑法解释立场有三个向度:主观说、客观说(激进的客观说)、折中说.主观说与作者中心主义、客观说与文本中心主义、激进的客观说与读者中心主义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据此,刑法解释立场其实是在读者、文本与作者三者之间进行考量和选择.作者中心主义有保守主义之嫌,读者中心论会导致相对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应该是刑法解释立场的选择.     

能或不能:以刑制罪理论之反思

从理论上看,罪刑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由罪生刑论、以刑制罪论与刑罚决定罪名论。以刑制罪有其理论背景与实践需要,前者可从现实主义法学与哲学诠释学那里找到论据,后者表现为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与实质正义的强化。对以刑制罪理论应理性看待,它只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如果适用以刑制罪,应对适用结果进行合法性判断。以刑制罪应适用于疑难案件,在简单案件中,根据三段论推理就可以完成事实法律化的使命。     

刑罚反制罪名——罪刑关系的发展与反思

在罪刑关系中,罪名与刑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刑罚制约罪名满足了实践上罪名界分、政治判断、政策诉求、实质公正及变革法律方法的需要。刑罚反制罪名与传统罪刑关系论相背,需对其司法适用予以合理规范。在适用范围上应限于疑难案件,在适用标准上不能背离刑法基本原则。     

刑罚反制机能的梳理与展开——基于传统罪刑关系的反思

近年来,刑罚反制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多有提及,并日益得到实务部门的关注.从该理论的发展过程看,学者们基于不同立场所持观点也有不同,主要由刑罚反制、以刑定罪、刑罚决定罪名等;刑罚反制论的出现有其理论渊源与政策背景,具体包括国外的本体论诠释学、现实主义法学,国内司法政策上的能动主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论,刑法理论上的实质解释与实质推理.实践上适用刑罚反制,司法主体需考察其适用的必要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并需对之做充分且详实的论证.     

以刑制罪: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相互贯通的路径选择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之间不仅是宏观的关系构造,还有微观的勾连论证,尤其是后者,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方向,为了推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融通,就需要在刑法理论上为政策要素进入刑事教义学构建合适路径。在消弭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李斯特鸿沟的过程中,以刑制罪司法逻辑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困境突破

从我国基本刊事政策的演进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正向价值,它不仅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且也为刑法机能转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并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某些形式冲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行及其实际把握仍然存在着一定难度。因此,及时推进刑法文本的修订,合理利用现有的刑法资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摆脱实践困境的主要路径。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校园安全、刑法作用与应对机制——以校园弑童案为分析样本

近年来，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呈高发趋势，已严重危及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由此，校园安全问题也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为了保护校园安全，抑制校园犯罪行为的发生，司法主体对行为人施以严厉的刑罚措施。不过，总的看来，刑罚作用收效甚微，并未能遏制校园犯罪行为的频繁发生。这从侧面反映出，刑法在应对此类犯罪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也表明，治理校园违法犯罪行为，除了依靠刑法的规制机能外，还应在刑法之外的其他领域探索和构建应对机制。     

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以伦理学为分析视角

和谐是法律的上限道德理念,其内涵具有层次性,即和谐首先是道德化的利益关系,其次是自由的秩序,最后是客观化的交往范型。根据和谐的道德内涵,和谐社会应是指一种自由的社会秩序、道德化的社会关系和理想化的社会形态等诸种因素的有机体。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司法主体应该基于和谐精神和内涵转变司法观念,以期达到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并且,应从司法独立和增强法官素质的角度保障刑事司法观念的顺利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