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赫普晓夫在1957

中苏同盟关系被推向顶峰 赫鲁晓夫担任苏其中央第一书记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也随之进人了短暂的“蜜月”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合作．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开始增多。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再评价

"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形成初期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陈独秀没有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犯了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这是"二次革命论"产生的真正根源。陈独秀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认为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则是错误的。     

总结新中国32年的历史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是开辟改革开放道路的需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就显得非常迫切。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邓小平说过，“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     

毛泽东以苏联为鉴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处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而且造成了国家同农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以苏联为鉴,认真探讨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想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而且是比苏联更快的方法。人民公社受斯大林所有制理论的影响,与苏联的农业公社有着相同之处。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四级领导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对纠"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纠"左",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形式上退回到类似苏联的农业劳动组合,但仍然保留着苏联农业公社的某些特征,实际上成了两者的混合体,这是纠"左"不彻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次革命论”与“革命两步走”理论之比较研究

关于“二次革命论”与“革命两步走”理论,学术界已经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但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初步尝试,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两种理论内容的三要素及其不可相容性 “二次革命论”与“革命两步走”是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两种理论,它们在内容上具有不可相容性。前者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一)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大量积累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社     

走向破裂的边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1958

如果说1957年中苏关系以合作为主,那么到了1958年,更多的则是争吵和相互指责,中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便由此打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这一年发生的三件事,确实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     

关于1958年中共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问题

1958年,中共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批判,是中、苏两党在政治上的一次“合作”。中共参加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批判,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具有冷战时代的特点。批判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批判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观点。对于这次批判,不能简单地说对或错,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关于过渡时期几个问题的再探析

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是说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经过长时间形成的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三年就被放弃了.结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解决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这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完全不合拍.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不完备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新认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1956年，确实是毛泽东突破苏联模式的最佳时机。但他把突破苏联模式理解为避开苏联走过的弯路，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制约了他对苏联模式的突破。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路子”上犯了“左”错误。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毛泽东又转向全力维护苏联模式，把对这一模式的突破性改革看成搞修正主义。至此，对毛泽东来说，突破苏联模式的时机已经完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