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单位犯罪主观构成及其认定

单位犯罪是单位为谋取自身利益,在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通过单位成员的职务活动而实施的否定法秩序的行为.它与自然人犯罪、共同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等有诸多不同,单位犯罪的行为动机为谋利,其意志体现出整体性,其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故意或过失.     

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探析

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惑.实践中司法机关被拖入重大损失的认定上,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使一些本应由刑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应改变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模式.     

论单位犯罪中“单位整体意志”及其司法认定

单位是一个异于自然人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的界定应反映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独特的特征来。诚如美国学者赖斯所言:“要理解法人的不法行为,首先要停止把法人类推为人的作法,而按照法人的本来面目,即一个复杂的组织体来分析法人的行为。”单位意志的认定应成为认定单位犯罪的核心,而“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也是许多单位形成和体现单位整体意志的重要途弪,但正如有学者批评道:这种认定方法既不符合现实社会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不足以概括所有情况,而且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因而不利于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或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的犯罪,并认为这种理解是将单位实际上看作自然人附属物而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的产物。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意志”及其司法认定问题。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被害人救济困境与出路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是特殊形态的恐怖主义犯罪,较于传统恐怖主义犯罪,其被害人内涵富有新意蕴,具有网络与现实二元化、群体性增强、思想异化概率大等特点.恐怖主义犯罪网络化使得受害范围扩大,而现有被害人救济体系因预防被害人恶逆变、二次被害机制缺失而应对乏力.该体系不仅自身固化,且在实践中缺乏规范运作,从理论到实践均应作出改变.需...     

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的刑行衔接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基点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具有社会危害性，如何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需要划定刑行边界。我国刑法对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存在着轻重无度，打击重心偏差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一般传播行为打击范围过大与处罚力度过重，具有过度介入社会生活、影响前置性规范发挥社会治理效能之虞；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则打击力度不足。基于比例原则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之考量，须完善惩治路径：一是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前端功效，树立刑行衔接理念；二是刑事惩罚时须符合比例原则，遵循罪刑均衡原则，构建“轻其轻者、重其重者、轻重有度”的刑法治理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诈骗与被害预防——从新冠疫情期间“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切入

诈骗犯罪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引起了普遍关注,政府、企业与社区在协同治理诈骗犯罪时经验不足,民众防范被骗意识缺失致被骗风险上升。从疫情期间"两高"公布的典型案例来看,诈骗犯罪呈现出诈骗虚构内容类型化、诈骗手段网络化和被害群体普遍化等特点。在突发公共事件的背景下,被害预防理论基于其强调预防被害措施的灵活性和充分调动被害人预防被害的主动性,不仅能对预防网络诈骗起到关键作用,同时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治理压力。降低被害人的被害性与互动性是预防网络诈骗的主要思路,政府、企业和社区应当围绕引导公众情绪和阻断犯罪互动来制定预防网络诈骗的针对性措施。     

论单位累犯立法的模式选择及理论构建

在现行刑法全面确立单位犯罪的前提下，对于刑法中是否规定了单位累犯，理论和实务界存有一定的争议，虽然目前立法并未作出相应规定，但是应该承认单位累犯，所以有必要完善累犯的立法规定。单位累犯的立法模式存在“自然人累犯与单位累犯分立模式”和“自然人累犯与单位累犯并立模式”两种可能模式，其中分立模式中又存在完全分立和部分分立两种，建议我国刑法采取自然人累犯与单位累犯并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