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公正执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公安议题

公安机关必须深刻认识公正执法的极端重要性,树立新型的公安执法观念公正执法是社会和谐的大前提,是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公安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形势需要还不相适应,内部违法违纪、执法犯法屡有发生,对公安执法非议依然不少;以公正执法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改革公安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当前要正确理解、贯彻双重领导体制下的公安执法范畴,通过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严防冤案错案,坚决走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之路,落实执法监督措施.     

论自主创新与政府促进机制的完善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按照党的十六大总体部署,立足我国国情、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安排。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进程中政府是关键,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经验值得重视和借鉴。     

上层建筑是为产生它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无论是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是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并且是竖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要相适应地变革。同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之客体探究

本文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指出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 ,采用限定主义原则 ,并通过精神损害赔偿客体类型化研究 ,建议应建立以法律原则性规定和司法实务创造性相结合的客体保护体系。     

时代召换道德的重建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0多年。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非道德与反道德的现象已呈漫延之势。唯利主义的肆虐与个人主义的张狂,不仅侵蚀了一些人的本性,也危害了社会。因此,加强道德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成为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表现,成为我党作风建设的基础。     

罪犯权利的救济制度分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的解读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暴力机器”,对罪犯的认识是“被专政的对象”,罪犯几乎没有权利可言,因而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快,现代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基本人权保障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罪犯也是人,也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保障罪犯权利已成为人民的自觉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障罪犯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权利。罪犯“权利主体”、“特殊弱势群体”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行刑活动的基本人权理念。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     

关于法类型划分问题的思考

<正> 法类型的划分是我国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制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法的类型不同于法的分类,它是对所有法律体系从宏观上进行概括和归类,是比法的分类更为抽象的对法的划分。我国法学在传统上是根据所有制和政权性质把法划分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四种类型,法制史学也按与这四种类型划分大体相当的历史时期来架构学科体系。     

刑讯的法社会学思考

刑讯可能是出于逼供、惩罚或其他目的。在实务中,刑讯有一定程度的节制,绝大部分刑讯活动的实施既能达到刑讯的目的,又能不对被刑讯者造成严重的伤害。刑讯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权力,社会中对刑讯有一定的、非公开的制度性支持。刑讯中的“囚徒困境”是刑讯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的条件使得实务中对刑讯有一定的依赖性,确立“沉默权”等措施对遏制刑讯的作用相当有限。随着我国执法机关执法模式的改善,我国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会一定程度的受到遏制,但是从整体上讲刑讯不可能被真正杜绝。     

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同亚洲各国背道而驰并越来越远,是与美国在占领日本时期对日不认罪态度的纵容、旧金山和会至冷战期间对日本的庇护和扶植、冷战结束以来怂恿和帮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策分不开的。美国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其对日政策将是长期的,中日关系中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也将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