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西方在华传教士的朝鲜观——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朝鲜，从未进入西方世俗世界的视野中。这种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改变。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和崛起的日本都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朝鲜。伴随着列强侵略的进程，“隐士之国”朝鲜被揭开了神秘面纱。在向世人揭开朝鲜面纱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西方传教士长久生活于朝鲜社会中，更少有功利性，因而反映的朝鲜面目更具有真实性和全面性。     

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谈证据符号学的三个基本概念

真实关联度指符号反映内容的真确性程度;证据间性指不同证据符号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足的关系;意指定律指符号的意指关系决定了结构关系。这三个术语旨在说明证据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原则:证据处在一个符号关系场内,由意指关系(真实关联度)和结构关系(证据间性)构成,意指定律就是支配该符号关系场的基本规则。这个证据符号关系场与事实真相交织而构成了一个神秘的意义世界,科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在于承认并接受这种神秘性的同时,力图澄清它。     

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及其制度分析

在现代社会,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参与是比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参与途径。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以及制度空间的挤压,目前其对于政策的影响只起有限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主要存在政策参与率较低、政策参与内容的非政治化和途径的非制度化等问题。针对导致社会组织政策影响力低的制度因素,政府应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能促型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构建"分类管理、项目引导、行为监管"的新管理模式、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等。     

完善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政府董事制度建设的途径

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公司治理的完善,而其关键在于建设强大而有效的董事会,其中政府董事制度的建立是完善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的核心。本文提出了政府董事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在国有企业董事会中的职责,在此基础上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探讨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政府董事制度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如何完善我国政府董事制度建设的途径。     

城乡社会化环境对进城务工子女成长影响的研究

进城务工子女经历了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两种社会化环境,其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交际准则等社会化内容大不相同。进城后,他们身受双重社会化标准的影响,从把固有的纯朴作为社会化的准则,到将各种“期望”作为追求的目标,会形成自己社会化的特点。造成社会化内容和目标不同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化环境的改变。     

在反渎职侵权工作中强化法律监督的路径研究

检察机关反渎工作的性质应当归属于法律监督,但由于渎职侵权犯罪自身的特点,反渎工作在整个检察工作中尚处于相对薄弱环节;在反渎工作中,可以通过构建并完善反渎一体化工作机制,提高反渎工作能力和水平,综合运用多种法律监督方式,加强对反渎侦查活动的内部监督,积极探索反渎侦查新措施,完善立法等途径来强化法律监督。     

品牌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为——以青岛市为例

培育品牌企业,增强名牌意识,培植品牌经济,形成品牌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各个地区特别是各个城市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判断一个城市是否有实力、有活力的重要标志。青岛是全国率先提出"名牌战略"的城市,经过20多年的发展,青岛的名牌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培育和成长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在培育品牌企业中政府应该发挥哪些作用,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介绍了青岛市政府在培育品牌企业中的重要举措,以期促进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再论事业单位向非营利组织转化

向非营利组织转化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之一。由于存在人员分流、产权变革、机制转变、机构变性等转化难题,事业单位向非营利组织转化未形成规范路径,也未普遍发生,而产权安排、劳动人事、登记管理、公共财政、治理机制等相关制度缺失则是其根源。本文认为,应在把握转化意义及根据基础上,立足现实,形成科学、可行的转化推进战略。     

简论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协调作用

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本文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政府定位,建议加强政府的执法和监督力度,对劳动关系实施政府干预,支持组建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各类企事业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公民维权意识重于守法意识情境下检察工作适应性研究

正如玛丽.安.格伦顿所揭示的张口权利、闭口权利的公共话语容易迎合一个问题所具有的经济的、眼前的和个体的维度,但同时却常常忽视了其所具有的道德的、长期的以及社会的内涵。当前,我国公民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但与此相对应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因此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大量司法诉求不断涌入,检察机关必须在化解矛盾纠纷、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引导群众严格守法、理性维权等方面作出积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