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改革目标导向与教学方法变革

法学教学模式是在一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背景下,在教育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形成的教学培养方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的统一体. [1]随着我国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大相径庭. 因此,我国法学硕士研究生①的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也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需求.     

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

党政联合发文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政联合发文数量日益增长,兼具党的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双重属性"的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日益凸显。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存在法律性质不易界定、备案审查标准难以统一、备案审查主体不明、备案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当前,可以从联合发文的属性识别机制、备案审查标准、备案审查主体、备案审查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诠释

法治文化是营造公正、有序社会的文明力量,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环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进步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历史使命。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前提是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司法实践是法治文化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键环节。     

德国消费危险预防行政中的公共警告制度

预防原则最早出现在环境法中,它是公共警告的理论源泉.为了解决消费领域的安全问题,德国政府亦开始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原则,并衍生出德国危险管制行政——公共警告.为了保证公共警告的有效实施,德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形成公共警告制度的组织体系.其在市场监管职责分工、国际合作、法律约束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关注和研究.     

论行政立法与公众的利益表达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行政立法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种普通现象，但任何形式的法律其存在的目前是为人民谋更大的福利。分析和研究国内外的立法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公众在行政立法过程的利益表达既存在理论基础也具有规范性的依据。然而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设计必须解决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利益表达的主体的确定、利益外化的承载体和有效的表达方式。     

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困境与应对措施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合乎民意、顺乎民心,是一项扶贫济弱的"惠民工程"、"阳光工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一、民事法律援助的价值分析(一)民事法律援助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LEGLEAID)起源于罗马法,在英美     

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效力来源

政府公共警告作为国家的社会管理手段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实施依据。检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发现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发布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从宪法的规定。因此,政府公共警告的运行首先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宪法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规定,其运行主要是基于宪法对行政机关职能的概括授权。我国宪法第28条明确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我国宪法第89条、107条、第118条分别对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及其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政府公共警告的宪法性依据。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性法律依据主要有《突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传染病防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等。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形成原因及方式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剪除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必须明晰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形成原因及方式。人性恶、理性经济人行为、社会结构性紧张与需求层次是深层次原因,而公务人员的自律能力不高、道德可责性下降、行为风险小、公司作为官黑勾结的便利平台、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是直接原因;收买式、渗透式、胁迫式是其形成方式。     

美国的消费危害行政预警机制及其启示——以CPSC的危害信息披露实践为中心

在消费经济日益繁荣的过程中,消费品致人伤害的事件频繁发生。目前,我国在消费领域的危害管控上尚乏较为完善的制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也曾有相似的经历。美国通过CPSC的消费危害信息披露制度,实现了对民众消费安全较为周全的保障,其在消费危害行政预警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值得借鉴。其主要启示是:立法的精细化,类型化管控原则的贯彻以及经费保障与人员配置,等等。     

论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构造

政府公共警告是一种应对消费风险的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目前,我国尚未有关于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共警告的社会功效,就要确保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的统一,并在立法中合理确定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明确政府公共警告的排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