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老旧社区的“集体危害品”治理

老旧社区是城市治理中任务繁重而组织架构失灵的特定社区类型,存在安全、卫生和秩序种种"集体危害品"。B市Z社区引入协商民主,有效地化解了基础设施不足和私搭乱建两种棘手的集体危害品。从治理结构看,协商治理将原本政府包办的层级结构,转变为以社区自组织为核心的行动网络;就治理过程而言,作为治理资源的协商民主通过社会资本的累进机制和互动规则的融通机制,缓解了老旧社区典型的共同体困境和秩序困境。     

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普遍信任与民主进程的深化

现代哲学家博克曾经说过"信任是一种社会财富,应该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饮用的水一样得到保护。当信任受到破坏,作为整体的社会也会受到破坏;信任被毁后,社会也就瓦解了。"[1]在卢曼,普特南,福山等学者们眼中,信任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中国模式与弹性国家能力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模式的提出无论是对世界多元现代化模式的建构,还是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自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模式最突出的特征是现代化压力下的弹性国家能力,主要表现为中性政府、渐进改革、有选择的市场经济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治理潜能及其障碍——基于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的探讨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切入，从规范的层面研究理想的公共领域对于公民社会不断发展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具体包括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转变。然后从经验层面选取网络媒介，分析网络媒介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上述两点公共领域的治理价值上所具有的潜能以及阻碍其潜能充分实现的多种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纠改方法以求网络媒介的治理潜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