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湖北荆门J村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回应自上而下规划的社会变迁与自下而上乡村性质变迁的要求,村组两级组织的接点治理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保证村庄社区的有序稳定,有效表达村民公共需求。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覆盖型的接点治理模式,还是农业税时期结合型的接点治理模式,都是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后税费时期的治理接点被弱化甚至瓦解,使原来的国家-接点-农民关系变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直接打交道,它带来基层组织的脱嵌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只有重塑治理接点的权力性质,实现其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使合法性与合理性兼具一身,才能呼应并协调地方诉求,促进国家政权建设稳妥推进。     

社会组织建设中的政府影响探析

市场化的进程客观上加速了政府职能转变,影响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范围、方式与效果。政府治理的分担与协同特质决定了政府的有限性。中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资源和制度基础;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加快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方向转化、有助于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

城市基层党建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合作治理乏力的现实困境。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空间治理路径促进整体性党建发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当前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结构—过程—绩效"分析框架,从上海市J街道党建空间治理实践入手,探究空间治理实现整体性党建的实现机制。从而发现,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在党建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建设和党建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互动共生、秩序重构与复合交错:"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制度逻辑——以浙江省为例

制度逻辑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重构.从该视角切入观察"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场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政治资源与社会合法性的互动共生,是创新制度设置的关键驱动.行政动员与意义建构的互融共生、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的相互构造,会在复杂的制度实践中实现秩序重构.最终呈现出回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层控制、耗散政策成效等复合交错的结果.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互动是和谐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民社会是表达社会各阶层意见的载体，是国家了解民意的重要逢径．是不可忽略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它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要倡导公平的原则，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来分担政府转变职能后转移的职能。和谐社会最终体现在政府和公民和谐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和谐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因此．本文提出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社会转型期公众民意表达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和攻坚期,公众民意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群体化等新特点。在面对公众民意表达时,政府与公众应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性和有序的解决途径。为提升公众民意表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营造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理性互动的社会管理环境,创新发展治理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拓宽政府主导的规范高效、理性有序的社会管理路径。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服务项目制不仅成为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亦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机制。随着公共服务项目制的大范围推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分类控制体系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文章试图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打包、发包、执行、监管的全程式主导和控制,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并通过与分类控制体系的比较,指出"嵌入式治理"内在治理逻辑及其对当下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诠释的适用性。     

公共治理的价值预设探析

公共治理来到中国,我们必须注意其背后隐藏的价值预设。公共治理重申了消极自由,反对福利国家的"大政府"模式;彰显了公共性,吸纳公民社会组织维护公共利益;诉求于多元,形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确认了有限理性,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基层运动型治理的组织运作逻辑——基于“临时机构”的分析

县级政府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中,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常规治理因难以有效地回应基层社会的突发、重点和难点问题,而催生了临时机构的形成。临时机构嵌入在官僚机构的缝隙之中,优化了政府治理结构,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体现了运动型治理的组织运作的逻辑。但是,临时机构并未打破官僚机构的权责边界,运动型治理因而被导入一种相对有序且可控的组织架构之中,服务于县域政府的整体治理绩效。临时机构与官僚机构的"矛盾性共生"关系决定了运动型治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因此,针对临时机构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好制度化改革与有效性治理之间的平衡。     

现代大学治理:政府、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厘定与重塑

现代大学既是政府与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是政府与社会分离对立、互嵌交错和有机互动的一个"公共空间"和"治理平台".百余年来,政府、社会与大学之间复杂的动态关联始终是导引和影响中国大学改革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核心问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出基于合作主义精神之"强政府—强社会"的逻辑走向,政府应该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大学则应集中于功能重组和使命聚焦.     

商会、协会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义乌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链接点的双重结构解体,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应对流动、异质化的公共社会治理,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形成.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功能,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切实满足非公经济人群政治和社会治理诉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避免全方位"主管"或放任不管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提升商会、协会组织引领功能,健全异地商会组织建设和运行机制,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西方第三部门的兴起及其对我国发展第三部门的启示

面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困境 ,第三部门应运而生。第三部门具有强大社会功能 ,对中国具有借鉴功能。在中国要嵌入第三部门 ,政府应给予其合法性和行动空间 ,推动国家、个人和社会志愿组织共同负担机制的建立 ,加快政治社会化过程 ,注重智识群体在推动第三部门的专业性方面的作用。     

在监管中吸纳:官办社团参与城市管理的系统分析——以A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组织为例

针对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吸纳型监管模式,可以从政治系统论视角进行分析.从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来看,吸纳型监管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式的监管内涵,它来源于作为执行输出端的政府职能的折冲,服务于作为支持输入端的政府信任提升,体现出政府存在的需求输入及反馈社会的输出性结果.从监管型国家建设目标来看,以城管执法和官办社团开展的城市吸纳型监管新模式,不等同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难以达到提升监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其根源是在城市管理存在政治争议而未经利益博弈的情况下,行政机构的主观性监管很难在管理效率和政治正确之间取得平衡.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前端和其他环节嵌入公共参与和公共协商机制,构建协商治理平台,增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政治基础.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从"嵌入型自主"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借鉴意义入手,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商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如何克服之前政商关系的弊端,打造新型政商关系,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虽然只有"亲""清"二字,但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商关系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是检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只有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四者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新型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共享发展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时代创新——基于浙江台州“五位一体”发展的考察

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凝聚而成的国家治理的政治理性,更是为今后中国各级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行动遵循。作为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台州,在治理实践中,将共享发展理念积极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之中,并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发展基本格局,也开启了地方政府治理在共享发展中的时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