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犯罪的防控优位性构建

我国电信诈骗犯罪表现出了"多、广、变、隐"等特点,导致我国司法机关在使用传统手段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过程中出现了防范难、侦破难、追赃难等局面,这与我国电信业和银行业前端管理失范、传统警务运行机制应对乏力等因素有关。由于对电信诈骗犯罪的事后打击成本高、难度大,且危害已然发生,因而治理电信诈骗犯罪应当重在防范,将打击仅作为防范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具体防范措施有:构建反电信诈骗的全社会宣传网,加强通信业管控、堵住电信诈骗的信息源及传播途径,规范金融业务、阻拦电信诈骗成功率,优化部门协作机制等。     

论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

在我国,首要分子只存在于犯罪集团和聚众犯罪之中,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又可以分为必要集团首要分子和任意集团首要分子,而聚众犯罪首要分子都属于必要首要分子,因此首要分子可以分为必要首要分子和任意首要分子。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按必要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和任意首要分子的停止形态的分类进行分析。     

“轮奸”之刑事解读——从一个案件谈起

司法实践中,对轮奸的认定存在着很大争议。现行《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4项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而不是共同犯罪形态。所以,"轮奸"情节不存在犯罪停止形态,只存在"轮奸"情节是否存在的问题。"轮奸"情节的成立需要满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成立条件。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共同的故意,客观方面要求两个以上行为在特定时间内实施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的强奸行为。     

刑法案例研习教学的构建路径研究——以德国鉴定式案例分析法为基点

刑法教义学解释的规范性、刑事入罪标准的统一性以及法律职业的共同性等因素,决定了刑法案例分析应具有统一的、程式化的范式。德国鉴定式案例分析法所展现出的严谨的程式化演绎过程为我国提供了借鉴路径,我国应以客观违法阶层和主观责任阶层的双阶层犯罪论体系框架为鉴定基础,构建我国程式化的鉴定式刑法案例分析方法。通过“案件事实的规范解读—案件事实的罪名鉴定—鉴定报告的撰写”的三步教学法对学生进行鉴定式案例分析能力训练。     

诈骗犯罪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民法效力依据

南京李某“冒用他人名义”购买飞机延误险案的争论本质,是诈骗犯罪中“虚构事实”客观构成要件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的界定问题。根据民法规则,“冒用他人名义”所表现的名义主体与实际行为主体的形式不符,并非当然地具有民事违法性,其民事法律效力应根据实质的二阶层路径进行评价。基于统一法秩序要求,刑法中的“冒用他人名义”认定应在民法二阶层评价基础上展开。具体而言,在主体资格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在具有民事违法性的基础上可能构成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在主体资格开放性的法律关系中,单纯的“冒用他人名义”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欺诈,而不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     

重大活动期间城市犯罪动态变化及对策实证研究

对广州亚运期间的犯罪防控机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目前的犯罪防控措施之下犯罪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是表现出了犯罪总量上升、特定类型的犯罪突增、犯罪区域较为集中等异常变化。可见,我国对重大活动举办城市所实行的粗放型人海战术防控措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据此,我国应当依据不同功能区的特征和不同犯罪类型的变化规律建立全国共享、精确制导、有针对性的集约型动态防控机制。     

行政权视域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适用困境及应对

尽管侵犯知识产权罪属于刑事规范,但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行政刑法本质决定了其刑事实体规范构建于行政规范之上,由此导致其司法适用程序受到了行政权的制约和影响。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是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确立刑事司法优位权,弱化行政权的影响与制约,确保刑事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之新探——以"湖北省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

湖北省试行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于未成年人,而是适用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是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此制度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没有涵盖审查起诉阶段,同时也没有和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     

论刑法的从轻适用与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典一直保持着重刑结构,只重视控制犯罪的单一功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当今世界刑法趋向轻缓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断得到加强,我国刑法应当相应地做出转变,从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本文从刑事政策、犯罪、刑罚三个角度来论述刑法的从轻适用途径。     

死缓限制减刑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死缓限制减刑弥补了我国刑罚体系的部分结构性缺陷,但也凭添了我国死刑制度的复杂性,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分析十分必要.在刑罚体系上,死缓限制减刑属于一种量刑制度,属于死缓的法律后果之一.在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过程中,应通过体系性思考和类型化构建来引导和规范其标准的适用,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协调、保证个案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