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有为—无为”: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审视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了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到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过去“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结构将被多元网络治理结构所取代。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服务型政府:超越"有为"与"无为"之争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当代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激发政府组织中的组织公民行为——试论和谐社会下改进政府组织绩效的对策

如何提高政府组织绩效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大问题.由于作为自变量的组织公民行为(OCB)对政府组织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通过激发政府组织的OCB可能是改进政府组织绩效的一条有效的路径.针对现阶段提高政府组织绩效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组织中影响OCB的相关变量进行调节和控制,从而激发OCB,以提高政府组织绩效.     

奇迹·无为·有为——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柳市发展的思考

作为"湿州模式"发祥地的柳市镇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本文首先回顾了柳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发展历程和巨大成果,然后着重分析了柳市镇政府在本镇经济持续发展中所起到的"无为"和"有为"的作用,最后阐述了地方政府"无为"和"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拟为我国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合理定位提供借鉴.     

任务环境、大部制改革与地方治理体系的反官僚制化——对浙江省地方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大部制是中国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选择。可现有研究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组织运行逻辑和任务环境对改革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研究以官僚制理论和中国官僚制组织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任务环境与作为官僚制化的地方大部制改革间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地方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为案例加以论证。研究发现,政策模糊、制度缺失及组织任务的膨胀与冲突加剧了以压力型体制这一结构性因素为基础的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行政组织的官僚化与专业化产生张力。这突出呈现为一种反官僚制化现象,从而降低了改革有效性。除了完善统一权威的组织体系,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强化公务人员责任落实,持续推进专业化建设,而这依赖于任务环境提供更系统有效的支持,特别是更科学规范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的支持。     

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权力与组织变迁——以浙江为例

社会治理历史变迁的宏观结构研究往往难以确切澄清观察的对象和层次,且在重视权力等关键参数的同时较少关注历史故事中那些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从"技术-权力"分析出发,以典型组织模式的两次重要转型为切入点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研究可见:改革开放前后从"枫桥经验"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转型,不仅表明了"国家管控"向着"社会管理"的跃迁,也意味着以权力结构的调整为组织技术核心的革新不断拓展空间。这种权力对技术的"解制"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又转向技术对权力的"赋能",在"平台驱动的全科网格"中推动了权力结构的矩阵化、扁平化,提升了政社合作的水平,呈现了地方行动者如何在特殊历史场域中突破理念和资源的限制,不断创造治理变革的可能性。当然,为进一步改善对历史的理论研究并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提供价值,审慎爬梳史实,将宏观结构分析与中微观分析相结合,完善对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组织属性的认知,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再组织化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社会的再组织化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对现有文献与实践状况的研究,从社区化、多元化和技术化等三个维度考察了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社会管理创新案例.研究表明,该模式的形成正依赖于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多元化整合和组织信息的技术化连接.但在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影响管理和服务有效性的新问题.这说明,在未能充分动员社会自身的力量和彻底改变社会既定的组织化的形式与结构的情况下,现有的再组织化过程并不能充分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由于社会固有的组织化的形式,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态及二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进一步的社会管理创新探索中仍然需要冲破社会原有的组织化的障碍——不只是关涉政府(国家)组织的自我重塑,更为关键的将是社会自身的再组织化的实现.这无疑将会给社会管理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挑战.以再组织化为视角,拓展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路径,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模块化组织与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是时下政府组织理论突破的主要方向，而主流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平台—连接”路径，还是“界面—重构”路径，不但存在概念化的缺憾，而且没能彻底解决决策权分工这一组织设计的根本问题。对此，文章从经典的决策权分工假设出发，以西蒙的模块化思想为基础，重新探讨了数字政府的组织机理和原则，认为组织的模块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基于部门或个体的分工，而是基于决策过程和知识本身的分工，以其松散耦合、弹性匹配的特性能更好适应复杂多变的任务环境，实现价值整合与创新。在澄清模块与平台、界面的关系及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个由模块化组织与平台型架构、界面性治理共同构成的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这一套理论新构想以模块化组织的分解、重组和迭代机制为核心逻辑，力图超越传统科层制模型，重塑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治理模式，修正以往数字政府理论及相应替代性方案的不足。迈向新纪元的政府组织理论必须响应快速发展的改革实践，有效回答关于组织设计与运行的若干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