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开发与边疆的“去边缘化”——以黔中屯堡社区为例

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被逐渐纳入国家的话语系统中,因此,探讨边疆地区新的发展路径就成为一种迫切的实践诉求。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打破"中心—边缘"二元结构,还能促进边疆地区综合发展。因此,作为一种21世纪新型产业的乡村旅游就成为对这种实践诉求的有力回应。本文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屯堡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事项进行深入的解读,力图从旅游的去边缘化理论视野出发勾画出屯堡社区在旅游这一平台上,对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自觉和保护及社区亚稳态等方面的"去边缘化"作用。     

论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

精准扶贫工程中崛起的技术治理,在当前被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重要机制。技术治理以数字为核心,以"数字竞赛"为关键依托。其在基层社会中的实践主要表现为立军令状、指标化、做作业及搞经营四种形式。技术治理在限期催促和精细化打分评比的整套程序支持下,使扶贫具备精准性与高效性。然而,技术治理固有的缺陷也造成软指标化与行政成本超负荷、客观的工具主义思维、杂合地方政府和个别强势群体意志以及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等问题。精准扶贫技术治理的完善,可从宏观制度设置、中观道德重建和微观个体价值反魅三方面入手,从而确保扶贫攻坚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     

贵州精神在西南抗旱中的结构功能阐释

西南干旱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区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在贵州的这次抗旱中,贵州精神发挥了令人惊叹的功能。本文拟从贵州精神的历史缘起出发,进而探讨其在抗旱这一行动中的结构功能。     

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成都市的经验观察

城市治理逐渐向智能化、智慧化和敏捷性方向发展,同时不断融合绿色、宜居、包容等新理念。已有成果探究了美好生活的内涵、特征和建设路径,相对忽视了数字治理的生活维度,少有研究将美好生活置于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进程中予以详细分析。研究提出城市数字治理美好生活逻辑的新命题,重点揭示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美好生活逻辑的实现机制。城市数字治理嵌入居民微观生活实践中,并通过改变居民个体进而改善群体生活模式和生活经验。成都市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美好生活的逻辑转向,并通过五种机制逐步推动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即通过政策设计机制实现高品质宜居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通过数字助推机制实现全链条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完善全领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服务进阶机制健全全周期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通过托底与提升机制实现全覆盖的居民幸福美好生活。城市数字化治理折射出居民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通过技术和社会的高度融合实现美好生活的建设,进而促进国家现代化。研究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市生活治理新模式,拓展了城市治理中的生活维度,同时为相关部门建设高品质居民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去“过密化”现象的微观分析——以鄂中小黄村为个案

在鄂中小黄村的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了小黄村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和农民的兼业现象,这同样也是一种反过密化现象。在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的关照下,我们得出小黄村一反传统农业的过密化,实现了对过密化的突破,农村经济实现了有发展的增长,这种影响也给村民生活带来了不少变化。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江汉平原L村的经验考察

调查经验呈现出"过日子"是江汉平原农民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展现了当地农民在以个体为本位的观念下是如何完成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生活意义再生产的。在此基础上剖析农民以"过日子"为中心的生活逻辑得出:当前小农的生活逻辑是个体本位和实践理性的,以"过日子"为导向的小农自我生活及其附属的核心小家庭生活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和延续性,村庄生活系统是农民"过日子"的行为逻辑的叠加和延续。     

“选择性亲和”:“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基于宜昌市基层治理的经验调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基层法治建设面临"以规则为中心"来构建法治社会秩序的国家"表达"与多元化的地方法律规则的"实践"上的距离,这是当代基层法制建设的困境所在。经验呈现出一种"新规则治理",其是建立在规则共生和规则多元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的村庄和乡镇两级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规则延伸"通过"规则融通"实现与"规则生成"的一种相互适应性。因此,本文试图建构"规则延伸"、"规则融通"和"规则生成"三种分析框架来阐释"新规则治理"的指涉意义。新的规则治理整合了政法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求,是成功应对现代转型乡村社会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有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