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找回晏阳初

<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晏阳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间?这条路布满了荆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走的,而晏阳初却一直走到生命末了。历史确实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年是晏阳初先生逝世20周年,也是其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90周年。但综观国内纸媒或电媒、网媒,却没有一篇纪念性的文字。尽管与10年     

社区大学引导下的福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该文分析了福建以社区大学为引导，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几个成功模式，提出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在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为此，该文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     

改革开放40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三农"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它因工业化而产生,也必然因"去工业化"而化解。过去一百多年我国被迫追求工业化,走上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道路,"三农"问题因而产生;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则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国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过去一百多年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

课题组在"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下,认为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看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风险的复合型与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本报告考察了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案例;提出我国正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五大风险;认为虽然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但是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