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说理忌“平面”

说理有“平面”的，还有“立体”的。 “平面”的说理就是那种简单归类的说理，就像一个投递员按照地址将一封封邮件投进邮箱，这样的说理并不需要太大的创造性。英国的丹宁勋爵则将法官的工作比喻成熨衣工，职责就是将衣服上的褶皱熨平。立法者已经将衣服做好了，法官只是按部就班地熨衣服罢了。一个熨衣服的工作能够有多大的创造性？他无法像一个服装设计师那样天马行空地设计，无法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想法。他只能按照立法者的意图行事，将出现褶皱的地方恢复原样。这种“平面”的说理，直来直去，单调乏味，大部分也是雷同的。一类衣服该怎么熨，好像也出不了什么花样。一类案件该怎样判决，所有法官差不多也都会是一个想法。     

有才无德的张鷟和他的《龙筋凤髓判》

中书省 中书含人王秀漏泄机密断绞，秀不伏，款于掌事张会处传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     

黑人究竟算不算“人”？——从美国的司考脱案判决书说起

这篇判决书本来准备以后介绍给大家，但最近因为《为奴十二年》得了奥斯卡奖，所以提前拿出来应个景。“一百多年来，该类人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人。完全不宜与白人在社交或政治生活中相结合，他们如此低劣，不能有白种人所必须享有之权利。在其主人有利可图时，他们可被买卖，可与一件寻常商品货物公开贸易……”     

从薄熙来案看法律文书如何说理

2013年是我国法院特别忙碌的一年。在应接不暇的热点案件中，最引入注目的恐怕就是薄熙来案了。     

笔录为何是司法的常青树？

《周礼》上有一句话：“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当时宫廷规定有专职的史官，记录周天子每天的言行。一个史官专门记录周王说了什么。另一个史官专门记录周王做了什么。这就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个传统中国各朝各代一直遵守，直到今天。尤其在公务活动中，对特定人的言行进行记录是非常有必要的。司法中．这种文书就叫做“笔录”。     

裁判文书应该如何署名？

在所有公文中，裁判文书的署名是比较有特点的。虽然加盖法院的公章。但裁判文书署的却不是单位名称。而是法官个人的姓名。虽说我国是法院独立审判而非法官独立审判，但这署名却忍不住流露出本性：司法从技术上讲就是件个人的事情，无法集体做，所以裁判文书上都是个人署名。近代唯一的例外是“文革”时期，不署名。咱们国家还让法院盖个章，美国法院的文书只要法官签名就是正式文书。     

说“状”——从“一字不改”到“一字不对”

“状”又叫“书状”，是诉讼中当事人向法官陈述用的文书，现在的起诉状、公诉状、答辩状等都属于此类文书。诉讼以“状”开始。而以“判”结束，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诉讼文书。我们经常在一些戏剧、电影中看到它的身影，如京剧《铡美案》中就有包公读秦香莲状纸的一段唱： “驸马爷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香莲状，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抛妻灭子，悔婚男儿招东床。状纸押在我的大堂上，咬牙不认你为哪桩!”     

让人晕头转向的“360判决书”——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案

判决书应当使用专业术语还是通俗白话？争论了很久。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语言运用的根本标准在于“明晰”。判决书的语言运用要有利于法官内心意思清楚明白地表达。有人说,那就应该一律运用通俗白话呀。不一定!在一定领域当中,专业术语往往最明晰。它比通俗白话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像计算机中的“插件”,一说大家全懂,     

“飞火”的传票

既然是法律文书的专栏，就不能只说判决书。这期说一说传票——另一种典型的法律文书。     

隐私与公开

说到法律文书的公开，我们总是躲不开一个词：“隐私。”所谓阻挡公开的理由总是这个隐私：这份文书涉及到隐私，不能公开；那份文书涉及到隐私，不能公开。这份文书公开了效果不好，因为有当事人的隐私；那份文书不能公开，因为涉及了法院的一些“隐私”。有时是当事人之间的事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有时是法院的一些特殊处理方法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并引以为例。所以总是以隐私的名义不让法律文书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