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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司法观念中,起诉法定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不论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和具体犯罪嫌疑人的特点,刑事案件只能通过公诉方式结案。这不仅忽略了被害人的利益,而且导致了司法成本的不断上升。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实现既保护被害人利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又达到加害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目标,是当今各国刑事司法政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然而,在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由于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对加害人与被害人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刑事和解在执行中出现偏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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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波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6,(1):70-76
在我国立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精神折磨的规制存在不足。在非法讯问中,精神折磨不亚于肉体折磨,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威胁、引诱和欺骗,其构成要件包括方法、主观、意志三要件。精神折磨禁止规则适用非法心理操控、精神剧烈痛苦、违背供述自愿性三要件标准,鉴于其抽象性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支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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