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与治理——基于140例极端个人暴力案件的实证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时有发生，给稳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受犯罪侦查手段、治理理念及畏难思想影响，一些地方单纯以见警率、管事率为抓手，在科学用警和警务技术应用方面较为薄弱，对极端事件的防控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基于智慧警务建设形成的大数据优势，警务部门以治安要素异常行为管控为抓手，多维度收集汇总关联数据，以大数据预警方式查找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人员。在治理理念上，将预防个人极端暴力案件扩展到防控个人极端暴力案事件。在找准矛盾源头多部门协同化解、高效快捷矛盾排查流转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枫桥经验”优化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潜在个人极端案事件源头防控与治理路径。     

民族习惯法转型期的法治现代化——以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一起"鼓藏民约"司法个案为例

在黔东南的民族习惯法中的特殊人物如"鼓藏头"、"寨老"有独特的作用.在传统的苗族村落社会内部,鼓藏头、寨老在维护社会治安、惩治不法之徒、保持村落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司法进程中,随着民族习惯法的转型,这些特殊习惯法不好的一面与现代法治的要求存在着诸多抵触与冲突.本文以一起利用"鼓藏民约"阻碍司法的个案...     

回族婚姻习惯法的变迁及社会功能研究

回族婚姻习惯法是阿拉伯伊斯兰婚姻制度与中国传统婚姻制度长期相互适应、吸收与交融的产物,回族婚姻习惯法被回族民众普遍接受并成为其婚姻方面的重要准则。回族婚姻习惯法在保持本身特点的同时也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蔼发生变迁,其与国家制定法发生着冲突,也有一定的共性。正确认识婚姻习惯法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婚姻法》在回族地区的顺利实施,增进民族团结。     

厌诉与缠诉：法治现代化背景下的习惯法转型缩影——以黔东南苗侗地区司法个案为例

作为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之一,诉讼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原因,老百姓都存在着＂厌诉＂的心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极强的＂为权利而斗争＂不止的＂缠诉＂司法心理。这两种司法心理方式长期共存,形成了独特的司法活动特点。而＂厌诉＂与＂缠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具特殊性。贵州省黔东南州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法学文化,正是由于习惯法文化的强大力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厌诉＂与＂缠诉＂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整个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亦具有明显的＂习惯法转型缩影＂烙印。     

久加诺夫接受《真理报》采访 谈访华观感

2008年1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统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率团访华。2月1日，俄《真理报》刊登了久加诺夫谈及访问观感的采访，现摘译如下：     

贵州民族法学研究成果评述

贵州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有着丰富的民族法学研究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民族法学工作者在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法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优秀成果,推动了民族法学研究的进步.     

驻所调解的纠纷化解实践:运行逻辑、问题与改革进路

作为传统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熟人社会的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的陌生人社会影响,非专职化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有困难找警察的矛盾处理思维方式,让有限的警力陷入烦琐的纠纷个案调处之中。由于部分基层警务人员年龄过大、民事法律知识欠缺和案多人少等问题叠加,导致非警务警情处置环节涉警舆情频发,亟须通过制度性创新予以化解。广东D市通过政府采购实现驻所调解员的专职化运作,辅以多元调解机制的同步双轨运行,达到压减警情和防范矛盾纠纷刑事转化的效果,为人民调解的顺畅实施提供了实践样本。但驻所调解运行中仍存在调解员流动性过强、调解经验及警务知识储备不足、相关机构联动性不足等问题。在新型纠纷偶发与传统矛盾多发的交织下,优化驻所调解机制运行,仍需在纠纷调解技巧提炼、调解案件分类分级、社会治理深度协同推进等方面调整完善。     

俄罗斯小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史中,大型企业长期占主导地位,苏联时期政府过于偏重发展大型重工业生产企业的做法使小企业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对三十例残害女性系列杀人案的实证分析

系列杀人犯罪案件数量近年来有明显上升趋势,其中以女性为侵害目标的系列杀人案件占大多数.本文对30起案例中的犯罪人从9个维度、被害人从3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1)系列杀人犯罪有一定规律性;(2)被害人中有一部分属于有责任被害人;(3)系列杀人犯罪人不全是变态者.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预防系列杀人案件发生、提高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启示,以期为预防、减少此类恶性案件的发生提供依据.     

“抢婚”习俗的现代遗留及其民间法处理——黔东南基层司法实践的困惑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抢婚＂习俗,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独特的＂抢婚＂规则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抢婚＂方式建立的家庭离婚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另一方面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思维意识却没有相应转变,这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冲突：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理解的＂国家法＂与苗族村寨群众在改变了原有的婚姻习惯法传统规则后所引起的＂特殊冲突＂,这成为基层司法实践中的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