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学科体系探讨之我见--兼谈与此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建立法史学科的科学体系实非易事,传统法史研究还存在诸多缺陷,如,忽视了法的社会性;用律典编纂史替代了立法史;把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立法与司法割裂研究;以静态的法律史替代了动态的法律史等.法律史学研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充分肯定学界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承认缺陷,改进研究方法,继续推动法律史学走向新的繁荣是当代法史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发展沿革

选举制度是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选举法是重要的宪法相关法（宪法性法律）。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建立吸收了世界各圈选举制度的经验，吸收了我同民主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选举制度和选举实践的经验，与我闺历史上任何旧的选举制度都不同。目前，它主要南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国家机构选举制度、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这三大选举制度构成。     

浅论经济法的“经济制裁”

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行为人须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国家以强制力对经济法律关系实行保护所采取的重要方法，就是追究法律责任，实行法律制裁。     

中国封建法律中的“八议”和“十恶”

“八议”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庇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八种人的犯罪须经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的规定。 按照《唐律》规定,“八议”的具体内容是: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所谓亲,就是包括皇帝的高祖兄弟等,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曾祖兄弟等在内的皇亲国戚。     

论刑事抗诉制度的科学构建

正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职权通过诉讼程序,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要求进行改判的监督活动。它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抗诉质量不断提高,有效防止了冤及无辜、放纵犯罪、罚不当罪,有力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抗诉5425件,同比上升36.89%,法院同期审结3880件,采纳意见率为75.90%,同比上升了5.18个百分点。[1]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刑事抗诉工作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存在很多问题。为此,应当强化监督意识,统筹兼顾     

穷究礼法之深蕴

正由俞荣根主编、孔学堂书局出版的"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丛书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丛书以"礼法"为主线,纵横展开,层层剥笋,以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写法,在"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方面贡献了独到的见解。丛书引人注目的新见,首先体现在"礼法"概念的提出。丛书的《礼法之维:中华法系的法统流变》分册专辟一章为"礼法"正名,论证"礼法"之名并非臆说新造的"发见",而是以古人语述古人事的"发明",正式提出更为圆融     

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六十年的基本进程和基本经验（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而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60多年艰难曲折却又辉煌的发展历程。60多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走过了一条从建立、加强到削弱、取消再到恢复发展、空前繁荣的马鞍形的前进道路，其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5个时期。     

中国古代匦函制度考略

中国古代匦函制度考略杨一凡刘笃才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使下情上达，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过匦函制度。“匦者，匣也”“匣者，匮之小者也。”〔１〕因臣民百姓投入匣内的书状函件，可不受“壅滞”，直达君主和主管衙门，与一般上书和投诉的形式、程度有所不同，故称...     

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中华法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华法系与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是曾经影响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法律发展史的主要法系。 就某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法系的形成都大大晚于法律的产生,但由于民族、社会以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法系的某些特点,往往在这些国家最初的法律中就已经显现了。这就使我们对法系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对法律的具体分析来进行。就中华法系来说,只有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法律制度,才能准确把握其特点。 目前,在史学界和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奴隶制的国家和法律形成于夏代。关于夏代的法律,史籍中只有一些零星记载,如:《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