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与质押之区分及中国物权法的选择

关于抵押与质押之区分 ,大陆法系主要有三种立法例。我国对抵押与质押关系的处理经历了由《民法通则》的“质”“押”合一到《担保法》的“质”“押”分立的变迁。《担保法》中采取多元化的标准区分抵押与质押 ,担保标的不同 ,抵押与质押的区分标准也各不相同 ,这就造成了若干理论上的困惑和一些实践中的不便。为此 ,有必要以民法典的编撰和物权法的制定为契机 ,对抵押与质押的区分进行重新思考和抉择 ,选取占有方式作为二者区分的标准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 ,故极为重要。作者认为 ,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 ;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 ,尚应包括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 ,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 ;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 ,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我国物权法之检讨

我国民法迄今未正式采用“物权”的法律概念 ,亦无完整且系统的物权立法。但以《民法通则》为龙头的民事立法 ,已初步确立了我国民法物权体系 ,物权法的基本制度也开始初露端倪。物权立法虽步履维艰 ,也尚未取得实质性的历史突破 ,但我国物权法制建设的成果有目共睹。民法学界孜孜以求 ,物权法研究成绩斐然。学界的努力既加深了对传统物权法的理解 ,也为我国物权立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参照系。面对庞杂的物权制度体系和异彩纷呈的学术景观 ,固步自封无疑是倒退 ,而冷静的内省则有利于立法发展和学理进步。一、现行物权立法存在的缺陷由于各种…     

惩罚性赔偿与知识产权保护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从法理上分为补偿功能和预防功能，前者是对受害人而言，具体分为财产损失、受害人的人身和精神损害和诉讼支出的费用，后者就是预防侵权再次出现，避免给权利人带来损害，此项功能是通过惩罚、威慑、激励等具体功能而实现的。     

略论中国民法物权体系

略论中国民法物权体系●温世扬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民法迄今未正式采用“物权”这一法律用语，也无系统的“物权”立法。①因此，中国现行法上的物权体系，是从实质意义理解的，即现存的各种物权法定形态的总和。通常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虽未采用“物权”概念，但不乏对各...     

略论人格权的类型体系

人格权是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构建是当前立法面临的问题。人格权是私权、专属权及非财产权。人格权以人格法益为客体,人格法益可分为安全、自由、尊严及人格标识四类。各项人格权可按此标准分门别类,从而形成科学的人格权体系。此外,基于概念和法律体系的通盘考量,"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应为我国人格权立法所排除。     

略论民法典总则的内容构造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采总则——分则结构的各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内容大同小异。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吸收当代民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应包括：（1）一般规定;（2）权利主体;（3）权利客体;（4）法律事实;（5）权利保护。在民法典总则中,不宜设取得时效和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优先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在罗马法上 ,优先权寓于法定抵押权制度之中 ;在法国民法上 ,优先权制度与法定抵押权制度并存 ;在日本民法上 ,优先权 (先取特权 )制度独立而成为一项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之所以没有规定优先权制度 ,前者是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虑 ,后者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优先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社会生活实际之需要以及现有担保物权的特点 ,决定我国《物权法》应确立优先权制度。在立法模式上 ,日本立法例可资借鉴。     

论保险代位权的法理基础及其适用范围

保险代位权具有三项相互联系的本体性功能,分别是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赔付、避免损害赔偿责任人选脱责任以及有利于保险人降低保险费和维系正常经营.关于保险代位权的性质,我国保险法应采法定债权移转理论,而非程序代位理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应依补偿性保险和给付性保险的区分而划定,<保险法>修法的最终日标应是超越财产保险的范畴,但目前保险代位权在补偿性的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中的扩展适用应当缓行.     

复保险法律问题研析

复保险派生于保险法上的损失填补原则 (PrincipleofIndemnity) ,是损失填补保险中的重要制度。从复保险的立法意旨出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复保险的界定并不全面 ,还欠缺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及保险期间发生交叉或重合两个要件。对于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应限于具有损失填补性质的险种 ,而非任一险种均可适用。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但由于对违反此义务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缺乏相应的规定 ,使之形同具文。最后 ,对复保险的法律效力 ,应区分善意与恶意而分别规制 ,使恶意复保险归于无效 ,对善意复保险则宜采连带赔偿主义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