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制度化探索——广东省党代表工作室制度的实践与启示

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群众路线的践行面临着动力不足、对象离散、体制弊端以及制度缺失等多方面问题与挑战,而努力提高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水平,是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为此,广东省近年来以党代表工作室制度为突破口,通过科学定位、合理布局、保障队伍、规范运行以及强化落实等措施,将党代表工作室建设成为了党群对话的稳定平台,为密切联系群众长效机制的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共融。实践表明,在新形势下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以平台为基础、制度为保障、党内民主的完善为落脚点,稳步推进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     

腐败控制与制度内外的“一把手”问题——广东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实践探析

腐败控制是现代行政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加强党政正职监督,使其在规定权限内依法行使权力,以避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现象的出现,是预防腐败发生的重要步骤。近年来广东各市县一直都在探究党政"一把手"监督的有效机制,并制定了一系列监督措施,对权力结构在内部进行了重新规整。但是,由于一些设计上的缺陷及执行上的不力,导致现有制度难以充分发挥效力。在现有制度体系基础上,继续提升纪委的地位与作用,健全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相关制度机制,十分必要。     

服从的理由——当代三大政治义务理论的承接、困境与出路

一个国家有何正当理由要求本国公民服从这个国家及其法律?而一个自然人基于何种理由承担起一个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才是正当的?从苏格拉底选择自愿赴死到现在的两千年来,哲学家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提出了同意理论、公平游戏原则以及自然责任理论这三种主流的解释路径。本文将对这三种理论予以分析,考察每种理论的可取之处,论证每种理论的内在缺陷,最后在总结三种理论共同困境的基础上指出由于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对政治义务的有效解释不能仅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强调个人与其国家情感联系的国家认同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城乡统筹视域下城市边缘地带的基层党建——困境、根源与路径探析

城市边缘地带在社会样态上呈现出的地域空间结构的动态性、人口构成上的复杂性、社会关系的异质性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以及行政与社会管理体制上的二元性等特征,使得这些地区的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基层党组织自身职能定位困难、党员管理教育难度日益加大、具备相应素质的领导干部选拔配备困难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贪污腐败问题频发等诸多困境。而其根源则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现有党建机制中基层干部教育、培养与监管机制的相对缺失,因此化解基层党建在城市边缘地带面临各种困境与挑战的具体路径是打破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和选配监督机制。     

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以广东为例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应然之意。广东省各级政府在十八大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县、镇、社区三级基层政权建设中的治理难题,充分发掘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将其内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资源,走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全国前列。本研究通过展示广东省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支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实践,揭示出各级政府用治理理念驾驭数字信息技术,是切实发挥科技支撑作用,限制其负面效应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对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客观评价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有启示意义。     

社会治理视阈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深圳市的政策实践为例

从社会治理视角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深圳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逐步形成了"立法推动、党政主导、工会维权、企业配合、员工参与、社会协同"的局面。然而,当前深圳的劳动关系仍然面临劳资纠纷上升、劳动者权利意识和维权能力增强、工会维权职能存在不足、劳工NGO积极推动集体谈判等棘手问题,深圳仍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重新思考社会治理理念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域的原则与实践。     

权责清单、双向考核与基层组织关系重构——以增城区双向考核试点为例

在"乡政村治"和"街政居治"体制下,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群众自治组织间互动关系的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村(居)委会"附属行政化"、"过度自治化"或"被边缘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有序开展和村(居)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针对这一难题,广东省自2015年开展了旨在理顺二者关系的"镇(街)和职能部门与村(居)委会双向考核制度"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单位,增城区通过建立村(居)公共服务站、梳理镇(街)和职能部门与村(居)委会双方责任清单、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以及制定双向考核办法等举措,为基层政府行政与村(居)民自治关系困境的破解,以及二者良性互动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也遇到了改革对象内生动力不足,权力边界与职责范围难以清晰界分,考核结果难以被合理应用等问题。相关经验与问题表明,要想通过建立双向考核制度构建政府依法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格局,既要注意制度间的协调配合,防止单兵突进,又要着力破解制度创新进程中的法律障碍,还需要细化双向考核结果的应用机制。     

“放管服”背景下广东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探索、挑战与思考

特殊药品"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其监管必须达到"用得上,管得住"的双重目标。在"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广东省特殊药品监管部门以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为导向对特殊药品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积累了诸多经验。但也面临着监管精细化程度不高、监管队伍有待加强、信息化建设亟需提升、相关法律法规缺位、缺乏制度化的协调工作机制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广东省特殊药品行政许可改革需要从监管精细化、强化队伍建设、构建"互联网+行政许可"、加强监管法治化、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     

基层党务公开存在哪些问题

正在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以及规范权力运行、密切党群关系、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基层党务公开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经过全国各地的试点探索和实践努力,基层党务公开从理念走向了实践,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推进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