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论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原因

在中央政府推行农村基层自治与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发生了变化。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处于短缺状态,政府提供不足,且缺乏市场等主体提供公共产品。既有研究表明,基层民主选举与村民自主提供公共产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其中的内部机制尚未被发现。调研显示,民主选举出来的"小型集体"能够综合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和正式制度,通过小型集体内部的低成本协商、广泛的利益卷入、共享规则与信息、长远眼光、共容性利益、正式问责、信任与互惠这一系列因素的联合机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以达成合作,通过自主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     

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类型—回应”视角的综述与反思

有关社会运动的既有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类型—回应"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应对方式与应对风格。但实际上,基于对国家内部复杂性的认知,将国家、执行者和社会运动三方纳入分析框架,观察国家的宏观背景和行为者的微观互动如何共同塑造国家行为这样一种中层视角更能良好地描述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更有益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因果关系。     

作为“过程产出”的经济增长:基于“政绩合法性”和干部理性的一个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过程产出",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在追求个体理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产品"。基于理性人假设,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个体理性目标。而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和对干部任免权的控制,使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完成以"政绩合法性"为主要内容的考核评价目标成为实现个体理性目标的必经过程,而作为政绩的重要体现的经济增长则成为该过程的产出之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西方古典政治学的超越——基于人、社会、国家三个范畴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与西方古典政治学中相关命题的比较,可以通过人、社会和国家三个范畴进行。西方古典政治学家基于对人性的假设来构建政治理论,"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为了保护天赋权利而缔结契约,由此形成了社会,国家作为"被委托者",需要建立民选政府并在代议制框架中行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现实的人",指明了社会安排是客观自在的,具有独立的运行规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国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虚幻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际将走向消亡。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西方政治理论在讨论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时,带有浓厚的思辨和抽象色彩,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更注重客观经验,通过其科学特征、实践导向和唯物主义立场,对西方古典政治学实现了超越。     

日本水俣病事件与环境抗争——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考察

在当前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考察20世纪的日本环境抗争,既能够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在理论上扩展社会运动研究。通过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熊本水俣病抗争事件,能够探讨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如何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基于对水俣病抗争的文献搜集与实地考察,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俣环境抗争分为"前抗争"阶段(1956年—1959年)、"政治机会结构扩张"阶段(1960年—1968年)和"抗争发展"阶段(1969年—1973年)。为何水俣病抗争从零散的地方暴力事件逐渐沉寂,继而在60年代末期逐渐兴起并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其中的重要机制在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从4个方面促进了水俣环境抗争的发展,它们分别是:抗争组织规模扩大、抗争议题上升、官僚系统内部分裂加剧、生态合题的重要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