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冲突与融入——民工对都市生活的适应性研究

进城农民对都市生活的适应，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区隔——民工重建自己熟悉的生活社区；由于城市对民工的排斥，第二阶段的特点更多的是失范与冲突。而第三阶段，应该是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下，取消种种壁垒，使进城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     

劳工代表、发展型政府治理工具——农民工权益维护中工会的多重脸孔

本文从三方面探讨工会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作为工人代表的组织,积极维护劳工权益。作为影子政府的组织,体现了发展型政府在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平衡术:基于效率机制,不支持劳工增长权益,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基于合法性机制,维护劳工底线权益。并基于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对相关机制与假设进行验证。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作为政府的代理变量,分析工会、政企关系对劳工工资获得、工资水平的影响,其中政企关系起着中介作用、抑制作用双重效应。而分位数回归结果,不仅展示了工会、政企关系影响的异质性,也进一步支持了关于工会代表性作用、影子政府治理作用的假设。     

住房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青年住房获得——基于住房生涯视角和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的研究

基于住房生涯视角和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研究城市青年首套住房产权获得的时期和世代差异。住房市场化进程中城市住房获得的途径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青年住房获得的时期、世代和城乡地域差异明显,年轻世代住房生涯具有低龄化和跳跃式特征。城市青年住房获得受单位和户籍等制度因素、生命事件、家庭禀赋、职业地位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影响。在住房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因素和地区市场化水平对住房获得的影响显化,父辈教育程度在房地产市场阶段影响增强,"80后"职业地位的影响减弱。房价上涨和住房分化可能形成以住房财产为标志的刚性社会分层结构,阻碍市民化和城镇化进程。论文认为,住房制度改革应形成多主体住房供应模式,建立有效兼顾社会功能和市场功能的住房政策,从而有效解决城市青年住房问题。     

广州亚运会“志愿礼”的产生和应用

"志愿礼"应2010年广州亚运会而生、承中国礼仪传统文化而立,成为志愿者专属的标志性礼节。"志愿礼"体现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积极发展,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时代精神与时代气息的浓缩,也是中国文化品格的体现。"志愿礼"重视志愿者的精神收益和心理感受,符合了现代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志愿礼"的使用与推广,将会使社会对志愿服务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同时也会激发志愿者的荣誉感与认同感,必将为推动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独特贡献。同时,"志愿礼"作为广州亚运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载入志愿服务发展的史册,成为广州志愿服务事业上的里程碑。     

个体权利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

本文从理性主义视角出发,审视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建设。认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质就是个人基本权利的问题。从消极权利角度而言,现代国家存在的基础是能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从积极权利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权力的行使,必然是能存进个人权利的实现,存进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认可。然而不管是哪种意义上的合法性,都必须以民主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建设,其实就是民主国家的建设。     

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张力"

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提出了科学阶段革命的发展观,这招致了来自多方面的反驳与批评.本文试图从理解的角度出发,提出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是相当有张力的"不可通约性"不排除继承与累积;革命观包含着科学的累积观;它包含有科学的进化与退化;本质上它和科学进化观是一致的.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