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居,则不乐育:住房状况与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研究

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人口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识别住房状况影响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检验住房的经济和社会属性对不同住房状况的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有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无房青年。房价上涨对青年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受住房状况的调节,房价上涨对无房和仅有1套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挤出效应,对有2套以上住房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财富效应。住房的公共服务获取权属性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住房通过对青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高了有房青年相对于无房青年的生育意愿。     

住房产权与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三种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聚焦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影响，基于住房的居住、投资和权益三种属性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即：安居效应、财富效应、服务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住房产权可能影响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中介效应，即公平感知的心理机制。研究将全国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数据（CGSS2017）和省级行政区域的宏观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住房成为青年人评价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指标。第二，住房的安居效应、财富效应、公共服务效应对不同青年群体存在差异性影响。第三，住房产权对青年群体的阶层认同存在心理机制的中介渠道，拥有自己的房子，部分地通过提升青年群体的公平感知，影响了他们的阶层认同。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皖北地区“80后”青年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利用2009年在安徽省利辛县进行的"‘80后’生育意愿的实证分析"的抽样调查数据,从生育目的、生育时间、生育性别、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五个方面来分析"80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发现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双重性,既包括了一些现代因素,又尚未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束缚。性别、户籍、父母的生育行为和外出经历等因素都会对这一群体的生育意愿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青年中间阶层住房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研

在当下中国社会,住房成为了青年中间阶层在都市生活中面对的主要压力之一,住房既在客观上影响其生活方式,也在主观上影响其生活感受。为了研究住房产权、住房消费、住房条件等住房状况与青年生活幸福感间的关系,特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认知取向和情感取向模型,对幸福感内部结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以最终揭示住房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幸福感总体模型来看,住房状况是影响青年中间阶层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住房产权对总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消费压力则会显著降低幸福感,住房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曲线关系。从幸福感结构分析模型来看,住房因素对于情感取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住房状况主要通过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地位认知来对幸福感产生作用。     

安居何以安康？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与健康不平等

住房作为青年流动人口跨越户籍排斥，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对改善自身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调查数据，探讨了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住房获得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无住房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自有住房青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更高，并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二是从影响机制来看，自有住房不仅能够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使其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流动风险与不确定性，降低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对其健康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三是与小城市和西部地区相比，大城市和东中部地区住房所依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多，对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改善作用更大。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视域下共有产权住房的定价政策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应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2021年，国务院提出需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本文从历史维度总结了房改公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的经验及局限，认为共有产权住房的定价应与市场价格挂钩，减少投资牟利动机，公平分享收益；从理论上剖析了保障性质的共有产权住房定价的影响因素及定价方法，发现其定价以收入法为主，兼顾市场和成本等因素；并总结了新加坡组屋、中国北京和上海共有产权住房定价的实践经验。结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应完善共有产权住房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明确定位和准入标准，优化分配规则、价格和产权管理办法、税费等政策设计，以实现共有产权住房的合理定价。     

穗港澳台青年创业的意愿、动机及机制的比较研究

为全面了解穗港澳台四地青年在创业意愿、创业动机、创业机制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影响其创业的主要因素，本课题对四地青年创业的意愿、途径及机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穗港澳台青年在创业的社会禀赋特征和创业宏观环境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广州、台湾两地青年对创业认同度最高；在青年创业支持系统方面，四地青年都依赖自身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在资金来源方面，其资金大部分都来自家庭与自身社会关系。研究表明，要改善青年创业环境，应该从为青年创业提供多元渠道和建立创业风险分担机制等方面着手。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     

线上社会化与“Z世代”青年婚育观念的转变

互联网为“Z世代”青年提供了新的认同建构路径，网络参与深刻影响着“Z世代”的社会化进程，也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社会化模式下形成的婚育观念。通过“青年互联网生活调查”研究发现，网络参与对当代青年的婚育意愿呈现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性别和网络圈层差异：互联网参与对女性婚育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网络参与度高的群体表现出显著更低的生育意愿；身处不同网络圈层的青年，其婚育观念也具有异质性，追星圈青年的婚育意愿最低、网游圈次之，而短视频圈则相对较高。研究表明，以互联网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化路径，即线上社会化对“Z世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形塑存在深刻影响。这有助于理解婚育观念的代际差异，为把握当代青年的思想动态、破解当下的婚育困境提供新的理论启发。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当代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贵州省447位未婚青年同性恋者开展了调查,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青年同性恋者异性婚姻意愿强烈,男性高于女性,城镇低于农村;69.1%的同性恋者将同性婚姻作为理想的婚姻形式;29.3%的同性恋者有形婚意愿,但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强于非独生子女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弱于非单亲家庭的同性恋者;53.2%的同性恋者表示婚后会生育小孩,大部分同性恋者对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持悲观态度。异性恋文化中心主义与传统生育观念、父母婚育观、同辈群体婚育行为以及国家政策和其他因素影响着青年同性恋者的婚育意愿。     

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新就业大学生留沪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1104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景理论视角研究了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留沪意愿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于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的留沪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新就业大学生的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值越高,越倾向留沪。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不同个体特征的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的留沪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26~30岁、独生子女、已婚、家乡位于地级市及以上、毕业于上海的非沪籍新就业大学生,住房可支付能力前景对其留沪意愿的影响越明显。因此,建议根据新就业大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住房可支付能力水平及个体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住房保障政策,帮助该群体解决住房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微观用户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扩展的UTAUT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收集25个省市区(全国部分省域资料)微观普惠群体相关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微观用户群体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与便利条件正向影响使用意愿；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使用意愿；金融教育与监管能够显著降低感知风险进而正向影响使用意愿；使用意愿正向影响使用行为。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教育，实施面向不同群体的数字金融采取便利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