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着力优化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

中国地方政府是地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在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展开科学执政、民主行政与理性施政，以更好地服务于公民、平抑公共；中突、保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优化地方政府治理，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强化“法治行政”的制度化治理素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性改革，优化利益均衡实现的公共政策过程，提升政府综合治理的技术化水平，建设具有公共协同性的行政文化。     

公民政治义务析论

西方政治学对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研究素为重视。在考察近现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走向权利时代"中的中国公民政治义务的内涵与类分作一初步论述,提出要把公民政治义务的履行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结合起来,培育健全的公民政治义务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颠覆型民主化:菲律宾民主转型的力学博弈及依靠力量

通过"二月政变"率先实现颠覆型民主化,是菲律宾政治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在转型的博弈过程中,菲律宾未能形成体制内改革派集团,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间的势力平衡急速地倾向于后者,在野党缺乏动员大众并使政府让步的能力.军队的反叛和教会的介入是民主转型最重要的依靠力量,这使得菲律宾颠覆型民主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能力弱化与治理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期。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是转型期的"能力悖论"困扰着中国政府能力的提升,突出表现为政府能力弱化严重,大量的政府能量流失、突出的能力错位、相当的能力惯性与惰性、明显的政府能力结构失衡和新的政府能力供给不足等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需要系统规划、综合整治,治防结合、固现拓新和明确取舍、转化转移,优化政府治理,以动态平衡的政府能力供求有效地推进社会转型。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能动性调适”: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实践逻辑——基于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的分析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的政治性与政治的社会性——政治利益关系视野下的劳动人本政治观

"劳动人本政治观"是"广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本文尝试在对这一核心概念的基本含义与要素进行简要申述的基础上,利用广义政治理论的分析方法--政治的利益分析法,对人性、人的利益需求与劳动实践的内在关联进行探究,以揭示人的政治主体性与政治的社会性,进而确证劳动人本政治观的科学性.同时指出,政治关系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政治之劳动人本性的逐渐实现过程.现今,坚持邓小平理论这一"走向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关系社会化、推动中国政治的"社会政治"发展取向的内在需求.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能力弱化与治理

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期。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是转型期的＂能力悖论＂困扰着中国政府能力的提升,突出表现为政府能力弱化严重,大量的政府能量流失、突出的能力错位、相当的能力惯性与惰性、明显的政府能力结构失衡和新的政府能力供给不足等问题。针对这种状况,需要系统规划、综合整治,治防结合、固现拓新和明确取舍、转化转移,优化政府治理,以动态平衡的政府能力供求有效地推进社会转型。     

中国地方现代化的中道建构主义——基于“苏州探索”的分析

区别于西方演进性现代化,以"苏州探索"为代表的中国地方现代化总体上是一种中道建构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即通过理性设计与制度安排,以温和、兼容、务实和协调的方式,达成区域现代化的整体变迁与均衡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该模式尊重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态,依托自上而下的现代国家构建追赶型现代化战略、复杂叠加的治理结构转型,较为合理地解决了"秩序—效率"、"中心—外围"以及"做成—生成"等问题。从运筹学的视野讲,这一模式通过目标设置、权威驱动、资源整合、策略选择以及实施路径等环节的运营,较好地调谐了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效率与公平张力等"现代性病灶",对于后现代性的部分问题也有所触碰。因此,就发生逻辑与运行机理上看,"苏州探索"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政治与效率经济兼容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强大的发展性、容纳度与整合力,体现了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苏州特点的内在统一,具有宝贵的实践开拓价值和理论反思意义。然而,从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治理结构分化、功能专门化、权力理性化和文化世俗化的诸层面看,该模式仍有待于进一步地探索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