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行为初探——对"持有"行为性的科学定位

法律拟制是源起于古罗马的一种法律创造方法,在我国部门法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刑法规制的对象是"行为"还是"事态",持有是行为还是一种状态,学术界争议很大,传统的行为理论解决这一问题时陷入了困顿,而法律拟制理论可以进行较好说明.据此,将持有定位为法律拟制行为更科学.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规制

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别于复制权、发行权和广播权,是一种独立的著作权权利.刑法应对<著作权法>规定的一些著作权侵权行为予以犯罪化;规避或者破坏网络技术措施的行为应该在现有刑法框架内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不必进行新的刑事立法;对网上提供、传播国家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之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     

“办案情况说明”证据能力探讨

“办案情况说明”不是规范的专业术语，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法院、检察院的要求，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形色色。并非所有的“办案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性质。具有证据性质的“办案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三类：证据补充性“办案情况说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办案情况说明”和直接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办案情况说明”。各类“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当前，法庭采信部分“办案情况说明”存在现实弊端。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法律的人性关怀与刑罚轻缓化

人性就是人类基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内在需要。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与资产阶级倡导的唯心主义私欲观、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实现人性的手段可以做价值判断，人性本身却没有善恶之分；人性不能得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尽量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人性满足得越充分，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也越高；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人性需求，在当今我国还需进一步满足，以便为刑罚轻缓化创造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