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

现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关系到办案质量 ,但在办案实践中 ,部分勘查人员存在主观片面、取证工作盲目、证据保管不善、证据审查不到位等证据意识薄弱现象。对此 ,应树立“证据第一”的理念 ,并采取业务培训、领导业务把关、规范勘查程序等一系列措施 ,以增强勘查主体的证据意识 ,提高侦查办案质量。     

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之我见——与黄维智博士商榷

大多数“情况说明”不能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情况说明”不是鉴定结论、书证、勘查检验笔录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少数“情况说明”应归入证人证言,个别的可归入视听资料;一些“情况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原因,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应该分门别类地加以规范,大量的＂情况说明＂没有存在的多大必要,应该严格限制使用。     

试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由于证据意识不强,在办案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甚至无效,降低了办案效率,影响了办案质量。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一是侦查人员应转变观念,牢固树立“证据第一”的思想;二是要强化侦查人员依法取证的观念;三是侦查人员要提高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四是公安机关应建立、健全各种工作规范和制度,促使侦查人员不断提高证据意识。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必将推进认罪认罚适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智性”是认罪认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被追诉人基于理智思考后的作出的利己决定，“明智性”具有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提高司法效率等功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性质、证据构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通过加强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释法说理、认知矫正、证据开示、合理抗诉等工作，有利于提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推进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广泛适用。     

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现实省思与改革探析简

主诉检察官制度具有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培养诉讼精英、符合公诉权司法属性等意义，但是近年来该制度的发展出现“瓶颈”，究其原因在于，对主诉检察官性质认识不到位、缺乏立法支持、权责利不协调等，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办案模式、协调权责配置及正确处理主诉检察官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发挥主诉检察官制度的优越性。     

智能办案系统在侦查应用中的价值、困境与完善

在“智慧警务”建设下,各地公安机关探索开发了智能办案系统,初步实现了案件分析、证据审查、流程规范、侦查监督等方面的智能化。智能办案系统具有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塑型、整合侦查基础技术与情报、提高办案质量、增加侦查效率、促进文明执法等价值。但其应用仍存在技术局限性,也很难满足侦查工作的多维性、职业性和经验性的要求。因此,智能办案系统的完善还应加强智能侦查相关理论探索与意识自觉,建立张弛有度的“人机关系”规则,为智能办案系统设置信息资料准入接口以及提高侦查监督的广度与深度。     

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扣押证据的法律适用

扣押证据是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由于相关法规对扣押证据制度规定不完善,致使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执行扣押证据措施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出现执法不当的问题,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要使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正确执行扣押证据措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扣押证据制度,规范扣押证据的条件,完善扣押证据的执行措施,明确扣押证据的手段,规范文书的制作,健全证据的保管制度。     

对一起刑讯逼供案运用证据的思考与沉默权立法

本文通过实例分析阐述了在办理刑讯逼供案中侦查实验笔录证据的运用，并对传统的“由供到证”侦查办案模式的反思，提出在我国应确立相应的沉默权制度。     

刑事案件“情况说明”适用现状及其规范路径

刑事案件“情况说明”在刑事案卷中大量存在，但其证据地位尚不明确。本文对刑事案件“情况说明”从含义、特征、功能等三方面进行释义，结合对上海市某区公安分局案卷抽样统计，总结出刑事案件“情况说明”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弊端。通过对其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分析，从理论上对其证据学属性进行探析，从实务上构建规范路径，从而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及侦查改革的要求。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听证办案模式

晚近的检察改革举措对检察权能的合理性、检察程序的民主性以及检察决策的正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因素是检察系统倡导和推行听证办案模式的内在动因和合理根基。与我国行政听证、传统检察办案模式和域外预审程序相比，检察听证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民主参与、适度司法化的办案模式，它由具有司法属性的检察机关主持，带有“公众参与”和“听取意见”的程序元素，适用于具有救济性质的审前决策环节。当前检察听证的实务运行尚存在听证适用冷热不均、听证活动在“质”“效”之间难以平衡，以及听证意见与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时间有内在张力等问题。为了保证检察听证办案模式能得以有效推进，检察机关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制度语境，包括司法资源的限制和传统办案模式的惯性，合理划定“应听”的案件范围，有效实施繁简分流的听证程序，并平衡不同程序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尽听”的改革目标。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肇事罪——兼论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第133条修正为将责任认定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其理论渊源是信赖原则的具体应用。针对目前责任认定存在由公安机关主导,法院的审判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的弊端,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可由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而无须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情来具体认定。     

“电子证据”、“电子物证”、“电子物证检验”辨析——兼与王桂强同志商榷

电子信息及其物质载体分属于不同的物证,具有各自独立的证据地位;"电子物证"及"电子物证检验"一词也是不太科学的称谓,其内涵需要严格界定;电子证据的检验与鉴定有其独特的方法与对象,电子证据检验应独立于传统物证检验领域之外而自成体系.     

对"齐玉苓案"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一案的批复涉及到对宪法第46条的解释,而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并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齐玉苓一案不需要直接适用宪法,不必用宪法去解决一个用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该案件的性质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宪法诉讼。尽管如此,齐玉苓一案以及最高法院的批复对推进中国宪政体制改革仍然有积极意义。     

“不当影响”刍议－合同法公平原则的利益解读

我国合同法对"不当影响"制度的阙失,造成法律适用遇到困局,解决的途径是通过对合同法公平原则的扩张解释予以涵盖,借助法律类推来解决.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制度层面分析,论述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通过对公平原则的利益诠释,从该制度构成对契约自由的挑战与维护的双向维度,揭示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是现代民法的动机与内在作用机理.     

“许霆案”的法理学思考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的“空缺结构”特征必然会产生解释上的分歧。对个案来说，按照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不能求助立法的修正以图为案件树立新的法律依据。因此在个案中，和其他解释相比较，法院的解释无疑具有终局性和决定性。文章以“许霆案”为背景，以案件争议的焦点为对象，以哈特“法的空缺结构”和德沃金“法律的整体性”解释理论为分析工具，对许霆案进行法理学思考。认为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应该具有整体性的概念，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将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     

浅谈“5．29”案件侦破工作的得与失

楚雄市“5 2 9”绑架勒索案件的侦破工作有得也有失。其教训值得总结与警示 :一是一线指挥员对案件的严重程度估计不够 ,处置工作准备不充分 ;二是参战各警种配合不够默契 ,导致贻误战机 ;三是枪支管理欠科学性 ,民警手中无“利器” ,罪犯有持无恐。基层公安机关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任重道远     

共犯被告人之间供述一致定案能力分析——兼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共犯被告人之间的供述相互印证,但无其他证据佐证能否定案是目前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内涵人手,论证该条中的"被告人供述"仅指证明对象被告人本人的供述,共犯被告人供述是该条所说的"其他证据",符合补强证据的要求,共犯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的情形下能够定案,而且这也是各国的立法通例.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一例遭清洗、雨淋的剪刀上做的DNA检验

公安机关在办理重大案件,特别是在办理具有难度的案件中,微量物证的DNA检验对整个案件的侦破能起到关键作用。微量物证具有肉眼无法识别、难发现、难提取、易污染、易破坏的特点,造成微量物证提取和检验的困难。"6.3"案件中对剪刀上微量物证的DNA检验是案件侦破中的一个很重要环节,对指导相关案件检验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我国"私人侦探"的若干问题

目前,我国各种形式的"私人侦探"或公开或隐蔽地存在人们生活中,而这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冲突.在我国,法定意义的侦查权是不能由私人享有的,当事人只能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从事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相关调查活动."私人侦探"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不应也无必要设立所谓的"侦探业".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完全可以通过相关办法解决群众需要、市场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