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工作贫困”及其社会风险探析——以韩国青年贫困现象为例

20世纪末以来,欧美等国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致使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失衡。最终出现了勤奋工作而仍然贫穷的"工作贫困"现象。韩国自1997年采取"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后,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工作贫困阶层",大部分青年成为该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贫困"现象具有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隐形贫困等特点;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继续缺位,青年"工作贫困"扩大化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     

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宗教管理的模式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宗教管理以防控为主,缺乏管理的互动性和能动性,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应进一步改善对宗教的管理方式。应以"优势视角"对农村宗教自身所具有的各类优势进行挖掘,充分发挥农村宗教组织在农民心理调适、道德教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宗教信徒参与到村政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志愿者服务中,以期充分发挥农村宗教组织的人力资源和组织优势,为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贡献宗教界自己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危机与转换

作为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韩国的"公共性"建构过程具有特殊性。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外生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产生了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成为市民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终推动"国家公共性"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性"。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背景下,韩国社会出现了"国家缺失"与"市民社会缺失"等"双重缺失"为标志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我们为此需要积极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对立性的"东亚公共性",即"均衡式公共性",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和"市民社会内部"两方面超越旧式的"对抗式公共性",在各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均衡关系中建构新"公共性"。同时也成为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本土性与复杂性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性的参考框架。     

基层社会治理中内生型志愿力量的培育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化,我国基层社会也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政府及学者都将视线转移到探索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上,并提出了要倡导和鼓励基层社会的自主与参与性,但其推行遭遇到了困境。本文强调内生型志愿力量应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并加强与中国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的链接,以内生的志愿精神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精神,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发展

本文试图将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放在韩国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过程中来分析,由此来思考韩国市民社会异化的重要因素,并强调要在个人连续的行动过程中看待由于人们实践意识的连续性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民族意识"、"国家权威意识"、"恨意识"都是韩国民众在长期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内化到头脑里的实践意识,是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重新建构、强化的产物,成为了韩国的"自性".同时人们在行动中受这些实践意识的影响,主观建构着社会结构.但是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行动意识会使人们的行动出现偏差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