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日本社会建设新思维:地域社会的新公共性建设——以丰田市团体活动为例

21世纪以后,日本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同时,老龄少子化等各种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并困扰地域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在地方分权这一背景下,日本地方城市丰田市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制定政策,通过实施项目制等来促进市民团体参与地域社会的建设,这揭示了一种扎根于地域社会的新公共性的可能性。在新公共性建设中,自发的以亲密圈的结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非对抗的新型草根市民团体也逐渐成为了主角,并与地方政府之间实现了良好互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丰田市的实践也证明了提倡协作互动的新公共性建设是对应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平等对待他者中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认同基础

建构东亚共同体遭遇意识形态的阻碍,其中一个深层命题是如何在认识和对待他者中寻找自我认同的基础。从历史文化的语境分析,东亚传统的"天下秩序"以及"汉字文化圈"提供了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基本范式,它们基于"主奴观念"之上,维系了东亚区域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推动东亚崛起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认同的危机,表现之一是自我建构中的摇摆不定。同时,文化深处的"主奴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导致东亚难以形成较大的认同交集,这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的深层障碍。在平等对待他者中重构自我,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理念下扩大文化认同的交集,既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建构"东亚共同体"理想模式的外在条件。     

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与21世纪东亚民主化变动的趋势

20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以其独特的“内缘式”社会政治转型引起世人关注，传统的权威主义逐渐淡出东亚政治舞台，代之以特殊的议会民主制，其中韩国的政治转型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其特点是政治转型的动力来源于市民社会强大的民主压力。东亚国家(地区)在经济起飞之后，日渐成熟的市民社会与权威主义统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市场机制和法制力量的强大已无需军人权威继续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另外该地区均处于儒家文化圈内，其议会型民主政治必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因此，研究韩国政治转型的背景及其特征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面向21世纪的东亚社会政治变动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亚三种战略模式比较研究——兼论东亚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虽然后新自由主义、后东亚模式分别受到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追捧与推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新东亚模式由于政治转型的阵痛而备受冷落.然而,与后新自由主义导致经济依附性发展不断加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后东亚模式导致政府失灵加剧,金权勾结普遍化相比,新东亚模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为协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强.随着后发国家发展环境的改变,新自由主义与东亚模式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通过积极的战略转型,依靠民主宪政和有限贸易保护政策制约政府失灵,减少市场失灵,后发国家才能够避免经济的过度依附性发展,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现代化的赶超.     

韩国与泰国的金融危机比较谈──兼谈东亚经济模式的命运问题

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多米诺效应波及多个国家。然而，韩国与泰国有所不同，东亚经济模式的代表是韩国而不是泰国，只因爆发金融危机而指责东亚经济模式出现危机或东亚经济模式结束，是言过其实的     

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

去年7月2日泰国货币泰铢大幅度贬值后,美国隔岸观火,泰国货币危机很快蔓延到印尼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关国家和地区经过艰难的调整和改革,进入今年第二季度,东亚汇市和股市趋于相对稳定。但是,日元贬值再次加剧了东亚金融市场的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指出,日元贬值造成了"危机中的危机","严重损害了最早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的经济振兴"。     

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在渐进改革阶段的主要产物,"普京主义"适时应对了叶利钦末期上演的经济转型危机与社会转型危机,逐步建构起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政治能力有所增强,同时致力于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秩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转型目标。借助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固有争论,化解俄罗斯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之后,"普京主义"继续折射出多种国家治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处于渐进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必须寻求一种基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均衡。     

“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

19世纪末期,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和参照的现代化进程的铺展和中国国家制度的疾速衰竭,使汉语在世界语言的中心地位也发生了颠覆式的位移,逐渐滑落到边缘地位,"汉字文化圈"也呈现出破裂的态势。21世纪,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及其重大转型,为汉语的复兴和精神重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下,将重新"发现汉语"及其"天下精神"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命题,这意味着以西方文化为轴心的单向度的世界文化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以汉语复兴为切入点,中国文化将成为解构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同时,在重新"发现汉语"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吸收其他语言文化资源的同时,坚持汉语及其文化形态的输出立场,摒弃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态,建构一种语言的"天下精神",从而使汉语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东亚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为视角

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社会解体以来,东亚地区并未完成具有主体性意义的现代东亚国际社会建构。地区性国际机制繁多却缺乏整合,虽在功能性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共同意识建设方面却无明显进展。此外,各方对于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也存在争议。然而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有助于维持地区稳定与促进区域内合作,推动东亚国际社会建构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必要基于地区共同利益从功能与意识层面开展外交活动。     

国家自主性与朝鲜半岛的未来

由于朝鲜接连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以及韩美在半岛部署"萨德"等事件的影响,东北亚局势再一次受到世人的瞩目。关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危机问题,学者们又展开了新的探讨。本文拟从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国家决策行为的关系角度,分析朝鲜半岛两个当事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方面的行为逻辑,指出影响朝鲜和韩国决策方向的主要因素分别在于国内政治和大国战略方面,并针对这两个方面提出打造经济朝鲜、韩国从"均衡者"向"协调者"转变的两个方向性建议,认为只有在政策选择中弱化权力政治导向,加强治理和经济导向,才有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未来。     

韩国学校教育的危机与启示

韩民族自古以来尊重知识、崇尚学问,"勒紧腰带也要供孩子上学",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战后日益高涨的"办学热"和"向学热",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主体。然而随着以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为焦点的高考竞争日益激烈,韩国出现了教育危机,中小学教育的危机尤甚。目前超过30%的中小学生认为不一定非得上     

“东亚模式”面临的问题及前景

“东亚模式”在80年代以来先后两次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次是在80年代后半期,面对东亚地区近30年来的持续调整发展所造就的“东亚奇迹”,国际社会纷纷试图探求造就这一奇迹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拉美等处于同样的外部条件却明显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寻求促进东亚经济腾飞的特殊机制;另一次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危机的爆发促进人们重新评价过去备受推崇的“东亚模式”.一时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的一些媒体,大力散播“东亚模式过时论”、“东亚模式虚幻论”.两次关注,动机迥然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东亚模式”呢?本文从“东亚模式”的历史作用,所遇到的挑战及其未来三方面谈一点看法.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国现代化的动因分析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原因在于经济上走了一条政府主导、长远目标与阶段性计划相结合、重视基础建设、协同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处理好三农问题的道路。政治上的动因在于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文化上，韩国吸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文化，从而使强调国家观念、重视伦理道德、重视教育成为韩国现代化的文化动因。社会动因在于其社会流动推动了韩国社会全面改革。     

“天安号”事件与国际危机管理

2010年3月26日发生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韩国“天安号”反潜护卫舰爆炸沉没事件，韩国政府认定为朝鲜攻击所致。韩国对事件的认定有着明显的政治主导意识和政治倾向，企图使朝韩危机从双边扩大为地区多边甚至超地区的国际危机演化，这将为美国谋求扩展在东亚的战略利益提供机会。国际危机管理是国家在维护国际安全稳定中经常面对的课题，如果美韩坚持把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作为危机管理的目标，朝鲜半岛危机则始终存在继续升级的危险。     

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韩、美韩关系走向与韩国的选择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固执坚持孤立主义理念,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不仅对盟友痛下狠手,而且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全方位扩大中美矛盾与摩擦,中美竞争格局凸显。中美是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对半岛发展方向与命运起到重要作用。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使韩国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一方面,韩国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另一方面也难以放弃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文在寅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良好成果增强了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发挥其外交自主性与灵活性,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信心。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韩国只有对东亚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对中美竞争结果做出合理预期,结合自身实力发展,才可能摆脱选择困境,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美国与东亚一体化的关系析论

本文分析了美国与东亚的地缘政治关系及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与本质,认为美国是东亚特殊的"域外国家",与东亚国家存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及历史与感情联系,美国不应自外于东亚一体化进程,东亚国家也不应在一体化进程中排斥美国。文章具体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余年间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认为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政策本质是"观望、回避、若即若离甚至不惜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挠"。目前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立场处于调整的十字路口。文章主张美国应调整政策,支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争取成为其中负责任的成员或半成员,东亚国家应选择"大"东亚一体化方案,"纳美入亚",争取把美国融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以此求得美国与东亚国家间的共存共赢。     

土著话语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以科特迪瓦危机为例

科特迪瓦危机的关键在于公民身份问题。博瓦尼执政时期刻意淡化公民身份问题以吸纳外来移民,从而使得科特迪瓦长期保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衰退、多党制的实行,执政者为巩固自身统治提出了"科特迪瓦性"概念,其基本含义是"科特迪瓦人的科特迪瓦",而实际目标是排斥北方人。"科特迪瓦性"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科特迪瓦社会各领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成为科特迪瓦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并最终导致2002年内战全面爆发、南北分裂局面的形成。类似的土著话语也出现在其他非洲国家,折射出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