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前景评估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在贸易问题上不时敲打日本.对此日本加大了对美经济的合作力度,不仅大幅提升了对美经济合作的政策主动性,还积极追加对美投资等,刺激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普遍担忧日美经济合作前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的海外利益等诸多问题.受其影响,短期内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将出现“双速型”的发展模式,即能源及农业贸易等战术问题将得以突破,而日美FTA、TPP等战略问题将久拖不决.     

TPP的战略考量

近来，围绕着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际社会给予了各式各样的精彩讨论，并引伸出一系列相关的疑点和猜想。美国力推TPP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日本加入TPP谈判究竟为哪般？中国是否会加入TPP？诸如此类的疑问都成为海内外媒体的重要话题。     

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中国的积极参与

二战后,GATT／WTO框架下所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的巨大作用。但随着贸易格局、经济实力等各类因素的变化,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也出现诸多矛盾及问题,这也成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积极地参与并协调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促使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更为健全、完善。而且,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总之,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而且,中国价值的显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谐地改革,并实现“内外并重、善内促外”的发展过程。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2009年8月,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政坛的自民党,为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清新之风。鸠山政权试图摆脱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束缚,外交政策上强调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暂时缓和了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日俄紧张关系。但是,随着鸠山政权的倒台,以及此后的民主党政权逐渐回归"向美一边倒"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势,致使日俄领土争端急速升级,双边关系的维系也仅停留于经济窗口的沟通。     

论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

安倍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所谓"积极和平主义",表面上是在国际社会建构日本式的普世价值观,本质上却是在理论上与道义上编织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扩大共同防范中国的盟友,并促使地区及国际体系变革朝向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方向转移。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以军事扩张为主要切入口,意图缓和复杂多变的国内矛盾,扭转日本衰颓的长期趋势,并修正日美关系的部分非对称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和平主义是虚伪的,充满保守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显著特征。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遮掩下,安倍政府急于突破以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条约为代表的、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内外部制度束缚,并在硬件和软件上积极扩充军备,为日本军事的"走出去"搭建牢固平台。此外,安倍政府还向国内民众灌输保守主义思想,营造有利于日本军事扩张的整体右倾社会环境。     

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理论建构与内核深化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业已取得巨大成就。在诸多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建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理论体系既是合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要求,也是指引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完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经历了探索期、调整期、融入期和引领期四个阶段性的发展,并已逐步形成区别于传统西方大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平等性、互利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等四大理论内核。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压力和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升级将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提供更大更好的机遇,尽管西方大国的压力、周边国家的猜疑和国内利益分配的压力也可能阻碍这一理论建构的进程。展望未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理论的发展需要围绕如何改善、强化和升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将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果外溢至政治、安全、思想等领域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刍议

日本安倍政府“巧妙”利用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频繁的政治互动与密集的经济合作，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在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维度上的政策拟合度。不仅如此，迫于现实与战略层面的利益考虑，安倍政府试图借助政治拉拢与经济控制，把东盟塑造成“遏制中国发展”的潜在战略盟友。但由于存在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工具主义与利益至上等严重的局限性，日本安倍政府对东盟的外交战略注定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也难以在现实层面拉拢东盟构筑对华包围圈。     

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态度转变

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安倍政府表现出极为抵触、防范的情绪,其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扭曲、错误的认知观使然。受其影响,安倍政府采取了多个层面的防范性政策,如,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DA覆盖、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挑起海洋问题争端、追加注资ADB以抗衡AIIB、提出"印太战略"新概念等。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最终促成安倍政府转变了其错误的认知观,并在具体政策上从"消极抵触"转变为"积极接触",为未来中日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性合作奠定了基础。     

日本安倍政府的东盟外交:基于现实主义外交的理论视角

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渗透着严重的"实力支配主义"及"利益至上原则",其战略目标不单纯是谋求维护及扩大日本在东盟地区的现实利益,更意图与东盟个别国家乃至东盟整体建立以合作应对中国威胁为基本价值观、以集体遏制中国发展为战略目标的同盟体系。自2012年末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它就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维度对东盟国家展开全方位的现实主义外交。但必须指出的是,安倍政府对东盟的现实主义外交暴露出强烈的逐利性,同时,刻意追求对华均势的战略效果,凸显"继承性、破坏性、争议性、自我性"的严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