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论良法的恶性循环

人们崇尚良法,期冀良法之治,却在翘首与热望中忘却了良法亦需适宜的土壤。当良法出台后,因土壤导致的“水土不服”很可能让良法之良本身遭到质疑,这是令人尴尬的一种真实。良法如果遭遇故意误读,在司法中将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从这一视角解析实践中的许多案例,能使我们揭开隐于表象后的本质,同时打开索解之结。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法治的实现目标及其途径

法治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限制权力;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体现民治;实现 法治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安全、方便、经济的参政方式。     

人体基因图谱与隐私权若干问题研究 ——保险公司是否应知晓投保人个人基因资料

生物技术的发展所揭示的人自身的秘密(尤其是个人基因图谱)在现代社会已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个人基因资料应当成隐私权保护的范围.现在条件下,保险公司不应要求被保险人的基因资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面掌握自己基因资料也未必可取.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可能就基因资料的使用进行博弈,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     

浅谈对灌输和自我教育的争论问题

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是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完整的教育原则,教育、自我教育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离开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这一前提,单纯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强调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关键是能够在可操作性层面上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其三个核心环节是通过教育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需要、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形成自我教育习惯。     

死者生前债务法律处置初探

我国实行限定继承的继承制度,又采取的是直接继承的方式,在缺乏对继承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的保护极为不利,有必要对继承人予以限制。死者生前和死后都可能达成债务承担协议,实现债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由此,极可能引发纠纷。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法律所未规定或规定不全面而为司法实践所常见者。因此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消除财富歧视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提倡创造性劳动,重视资本的合法性,培养纳税人意识,建设趋向共同富裕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