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检察院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人民检察院和广大检察官，为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和改革开放，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为了大众百姓的安宁幸福，历尽艰难坎坷，建立了垂世之功。然而，现行检察院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和稳定下来的，在适应社会进步和现代化需要的过程中，显露出了一些弊端，妨碍着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随着民主法治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检察院制度的改革就更显重要而紧迫了。人民检察院制度的发展道路曲折，历史功勋卓著，肩负的使命沉重而艰巨，这是认识和把握检察院制度改革和完善的现实起点。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宪法和多项基本法律确定…     

刑事侦查政策述评

中国侦查政策内容十分丰富,但政策存在明显不足或者缺陷,并导致侦查政策和法制功能弱化。应当深刻变革侦查政策与侦查法律之间的关系,使书面法律真实化、生活化,幕后侦查权力公开化,侦查权力运行有序化;革除超级侦查强权和法外侦查权,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的现代侦查权和侦查法制模式,保持侦查权力与控制、惩罚犯罪和保护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应当实现刑事侦查政策及其理论的革新和转型,重构刑事侦查政策,实现侦查政策法治化。     

正确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之“艰难情势”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艰难情势”，国外明确规定“艰难情势”的法律文件，当属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１９９４年５月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下称通则）。但到今天，我国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众多商家和经营管理者、大多数司法人员对通则和它所规定的“艰难情势”规...     

中国刑事侦查法制革新之构想

侦查法制应当法治化。我国现行侦查法制在价值定位、模式设定、法律规范结构诸方面,既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少偏颇,使得侦查法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准不够,人权侵犯严重,侦查侵权责任无从追究。中国侦查法制,需要以先进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为指导,以科学的侦查制度和文明的侦查行为为基本目标,实现"五并重,五抑制"。在中国宪政层面,重构侦查权;在诉讼法层面,重新设定侦查规范的内容和结构,提升侦查法制的文明水准,重塑侦查模式,实现侦查政策、法制有序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法治。     

不诉而审 无辩而判 “虹桥”案审判中的败笔之作

重庆綦江“虹桥”垮塌了，人命关天，国人关注。1999年3日26日子27日．4月1日至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由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的綦江“虹桥”垮案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了这次刑事审判，新闻媒体及市民百姓对此公审已多有肯定乃至赞誉。但在第一案中，法院对赵祥忠作出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判决，我们认为是本案中的败笔。可以说，这一判决是在“无控诉、无审理、无辩护”案件下的“有罪推定”判决。它严重地违背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码原则，破坏了正确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一案的重大程序错…     

权力的性质、伦理与和缓

暴力强制是国家权力的根本性质 ,非平衡性和非强制性是权力的暴力强制性的表现。强制性的权力 ,总是存在着正当性危机 ,只有符合伦理规则的权力 ,才是正当的权力。民心是一切权力伦理的最深厚的基础。权力是暴力但不暴戾 ,和缓地行使权力 ,是权力持续存在的条件。     

论"法外侦查"制度

我国法定侦查制度与法外侦查制度并行,侦查法治主义的大趋势与法外侦查合理主义的潜流共存。"法外侦查"制度,即侦查法律之外,有侦查政策与制度,有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手段、侦查目的,法外侦查侵权不负法律责任。"法外侦查"制度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它毕竟与侦查法治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弊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必须革除。     

审判委员会制度亟待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实施，刑事审判制度和审判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对审判组织及其运行方式的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特别是审判委员会这一法院内部的核心审判组织的改革，更显迫切，因为审判组织及运行中的诸多弊端都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密切相关。实际上，法院组织制度包括审判委员会的改革早已提上日程，法院组织法修改稿也经反复酝酿，早在199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第十七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就提到，法院组织法修改草案将于1996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现在，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仍未出台，关于法院组织的…     

"双规双指":相对合理性与适法有限性

"双规双指"作为纪检、监察的调查措施,既有政策依据,也有党纪国法规范可循,既存在合理性,也有合法性."双规双指"在实践中演变为刑事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权力的运行方式,仍然具有相对合理性,但适法性不足,有违侦查法治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应当改革.     

安全优先:侦查权的价值、功能与目的

侦查权具有自由和人权的价值、功能和目的,但具有外在性。而安全、秩序是侦查权力的直接和内在尺度。侦查权的安全和自由这内外两重价值、功能和目的,都十分重要,共同规定了现代侦查权力的内容、范围和特点。既不能为了安全而忽视和牺牲自由,也不能够过度夸大侦查权的自由价值和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对自由和安全的威胁,既不安全,也无自由。但这不能改变侦查权以安全为优先的价值、功能和目标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