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出资的类型重释与规范构造——基于对契约法思维的反思

隐名出资的股权状态,不同于“出资人—股权—公司”的传统认定结构,涉及对内对外多重法律关系。现有相关规定深受契约法思维定式的影响,忽视了公司的程式地位,不仅使得股东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摇摆,而且严重困扰隐名出资的制度定型。从组织法视域出发,隐名出资可分为“借名取利型”和“借名经营型”两种类型,基于此,能够在公司程式运行、股权争议状态、善意取得等环节合理划定各主体间的关系,完成隐名出资的完整应用。此二元类型的划分以“行权”作为核心要素,从公司关系角度分析“名实分离”的两个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重点识别实际出资人在组织法中的规范位置,实现对隐名出资的理论解读。     

关于关联担保越权合同效力的综合判断

当前司法裁判不区分意定限制下的普通担保和法定限制下的关联担保,造成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判断的体系性困局。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的二元区分是立法的解释结论,公司关联担保的决议程序经由法律明确限制,应由此确立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立法者对公司的关联担保行为设置法定限制,旨在将其置于关联交易的体系之中从而强化法律规制。越权关联担保合同的效力判断,应摒弃在普通担保中仅仅经由相对人善意认定来判别合同效力的单一路径,而须在区分担保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内部决议效力瑕疵的准确识别、交易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实质公平测试的价值兜底等进行综合判断,以弥合民商事法律的体系界限,发挥法律对商事活动的引导作用。     

资源地居民受益权与生态安全义务的确立

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之一,其特殊性导致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或生态保护过程中,资源地居民利益的保障困难重重。论文以分析资源地、资源地居民受益权的来源、确立前提,以及生态安全义务确立的基础性,为资源地居民受益权与生态安全义务的资源利益实现,提供了一种思维路径。资源地居民在天然林禁伐政策、西部大开发和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中,被赋予包括生态安全义务在内的一系列限制性义务,这在灾害法学上是欠缺可持续性的。     

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扩张与规范

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关乎股东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域外股东加重责任来源于风险防范语境下的公私合作治理需求，控股公司结构决定了加重责任虽然对有限责任有所偏离，但具有私法逻辑支撑。我国的股东加重责任覆盖了整个金融行业，并聚焦于主要股东而不限于控股股东，在范围与对象两个维度上呈现出扩张现象。此种扩张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对私法秩序形成挑战并引致诸多规范困境，亟待立法回应。但特定行业立法无法应对此种扩张，金融稳定法的公法定位也难以直接填补私法基础。而公司法则能作为规范我国特殊实践的立法载体，实现法律层面设定、覆盖整个金融行业、契合公私合作治理、补足私法正当性等多重目标，并可合体系地针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差异化的规则设计。